导师、缪斯和莫扎特

对我邀请的响应，空前热烈。仅仅几个星期，二十几个小说家一个接一个都给了我肯定的答复。有的用邮件回复，有的打电话回复，还有的是当面对我本人说的。是的，他们想为这本集子写篇东西。有时候，一天之内就有两三个或者四个人回复说，可以，把我算进去吧。我自然是很高兴的——还有点为这股热情感到震惊。我似乎点中大家的敏感穴位了。

有几个人马上就知道自己想写的人——玛丽·戈登要写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和贾尼斯·撒迪厄斯，杰伊·坎托要写伯纳德·马拉默德，丽莉·塔克要写戈登·利什，吉姆·谢泼德要写约翰·霍克斯。但也有好些人强调说，写是没有问题的，但还不确定要写谁。开始的时候，乔纳森·萨福兰·福尔决定从下面三个人中选一个，一个是他在普林斯顿的同学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另一个是年轻时以其魔盒使他着迷的艺术家约瑟夫·康奈尔，还有一个是以色列诗人叶胡达·阿米亥。马戈特·利夫西一开始也不确定是选择她的继父——苏格兰一所寄宿学校的英语老师——还是选择一个早已去世的缪斯。

还没决定要写谁，先答应写。我从这些作家的话里听出了一种渴望，或者说，从他们的邮件中读出了这种渴望——他们意欲承认那些人在他们的生活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为此想要感谢他们。他们要用一个小说家能够采用的最好方式，也就是讲述他们之间有何关系的方式，来承认他们所起的作用。由于大多数际遇都是在作家年纪尚轻或是脆弱敏感的时候发生的，有些文章还带点苦乐交杂的成分。那时候的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还不确定，对自己能做什么也不甚了了。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表达了一种永远的感激之情。不管有没有苦乐交杂的成分在里面，很多作家都在回顾自己年轻稚嫩时发生过的对他们有重大影响的事情，也即权威人士发现了他们有天赋的时刻，或者他们自己相信自己拥有这种天赋的时刻——他们尚无目标的生活从此改变了方向和速度。他们明白了路该往哪个方向走，而比之更有效、更有推动力的又是什么东西。而这一点，他们过去是不明白的。这就像是被救赎了。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救赎了——从一种毫不确定、迟疑不决和平庸无奇的状态中得到救赎。

我们生活中有许多情感体验，其强度堪与那种救赎感一比高下。但是，那些情感体验总是涉及罗曼史、子女、家庭关系以及会不可避免地变得难以处理、令人担忧、完全带有瑕疵的双方关系。然而，一个学生或是求教于他人的人对导师通常怀有的感激之情却罩着一层纯洁的光环——完全、洁净，不掺杂任何杂质——那是其他大多数紧张关系所没有的。我们美化了我们的导师，这也没什么不合适的，因为他们比我们造诣更深，他们能够给予我们有价值的情感。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对子女最关爱的父母给孩子的表扬，也不及这种情感的分量来得重。他们的称赞在那里很有价值——因为如此，在这里也就同样有价值。我们在这里生活、工作，别无所长，只知道我们拥有某种天赋，能够鼓起某种勇气，也知道通往卡耐基大厅，或者说与之对等的文学殿堂的唯一路径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也就是说，写，重写，再重写。

导师是我们的典范，我们自己心底的名流，我们要努力赶上的人，会让我们爱上他们的人，有时候，还是我们悄悄追随的人——方法就是情不自禁地去读他们的书。在写艾丽斯·芒罗的文章时，谢里尔·斯特雷耶德这么写道：“我喜欢艾丽斯·芒罗，我习惯这么说，任何我所不知道的人，只要我欣赏他们的作品，我都会这么说。当然，我的意思是喜欢她的书……可我也以一种即使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可笑的方式喜欢她。”一切顺利时，我们从我们的导师最好的那一面受益，不单是他们令人称赞的作品，而且还有那具有先见之明的洞察力，知道我们身上有天赐的天赋，而那时，我们自己对此却还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