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脱缰的灵魂》出版了，招致可怕的惨败。詹姆斯·伍德虽然在为它辩护，也说它“像显微镜那样到处充满自恋”。我们曾经崇拜的在《纽约客》上的文字，现在全都被改写得面目全非，不忍卒读。没有人能读得懂。读了几百页了，我们却还深陷在童年时代的早期——哈罗德的见解和观察似乎完全不合情理。对两三岁时发生的事情，谁也无法记得那么详细。皮亚杰[1]阐释过，即使我们可以完全获得婴儿时期的记忆，由于把它们刻入记忆的语言是一种早期语言，与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语言不同，所以，对我们来说，它们是说不通的。不管怎样，谁在乎呢？我想，都是那可恨的计算机和哈罗德无限扩大的改写机遇惹的祸。书不再是一种成就，而是污迹斑斑的改写本。

他的杰作一旦以这种显而易见、毫无反响的方式告败，哈罗德便把时间用来为《城市谈》写些小文章。他是个好记者，善于挖掘故事，并乐意对他那奇怪的风格加以克制，以便和普通的受过教育的读者交流。显然，为了赚钱，他还写电视播出的节目。

后来，有一天，哈罗德在《纽约客》上写了篇短文，宣称他得了艾滋病，就要死了。哈罗德声称，他是60年代被感染上艾滋病的。因为那是他最后一次和男人有染。我不知道，道格对这全然否定他们在一起那么多年关系的说法会如何反应。我想，只有哈罗德才能就他因为艾滋病而即将病逝的事写上一页半的东西来尽力惹恼他的读者。不久以后，哈罗德又和他最好的两个朋友——里纳塔·阿德勒（《快艇》）和理查德·埃夫顿干架了。

他写了本关于他得艾滋病、反对同性恋的怪书——《这疯狂的黑暗——关于我死亡的故事》。他声称，这本书之所以能写成，是因为他决定要诚实，不说谎。然而，实际上，他掩盖了很多事实。他从来不提道格·格鲁纳，或者他那些数不清的伎俩。他表现得像是他和查理·约迪的联系主要是建立在他们俩都是孤儿的基础上的（哈罗德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他声称，他和查理的恋爱关系（在书中，这听起来像是他唯一的同性恋关系）是一种再次经历小时候遭受他继父性侵犯的创伤的方式。成年以后，他说他“尝试同性恋是为了挫败自己的傲气，打开自己的心灵，面对孩童时代被侵犯的故事”。这一经历可能对哈罗德接受一再被强暴的事实有帮助。可哈罗德接着说：“我认为他就是那个传给我艾滋病的人。”在同性恋的圈子里，很早就已经定下来，试图指出谁是那个传染给我们的人是不合适的。这么大肆谴责，简直是浪费口舌——特别是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哈罗德不是只有一个男友，而是有很多男友。

哈罗德去世的时候，感觉人们对这事的兴趣已经突减了。他显然是个聪明、大材小用、好惹是生非的人。他很有天赋，还有点疯狂。他自己的妻子（埃伦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年轻时他曾经和一个杂志编辑结婚，并育有一女）写了本小说（讽刺性地取名为《他如何救了她》）。小说中，哈罗德被塑造成一个恶魔，毁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他去世的日子差不多和更著名的俄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是同一天。很不幸，很多人都把他们俩弄混了。现在，他几乎都被忘记了——失去这个有抱负的大天才，似乎是很可悲的。我们大家全都想要他成功。我们中间有个天才，这会更有趣。

[1] 让·皮亚杰，瑞士心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