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的方面把握“时运”和“运势”当然重要。认清时代，看准潮流，自觉地站到进步的一面，正义的一边，这当然是关键中的关键。然而还有中等方面和小的方面。中等方面，如自己所处的具体社区、具体机构、具体群体、具体环境、具体氛围，如何处理好适应于自己同这些方方面面的关系，特别是自己同群体同他人的关系，就实非易事。小的方面，如邂逅、偶兴、不经意的潜在危险、交臂而来的机会，等等，抓住它也许就是一个良性转机，失去它也许就是一个终生的遗憾，或者遇而爆发便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躲过它去则就是万分地幸运，都实难把握。

西方人，特别是受基督教文化浸润的西方人，似乎在承认上帝给了自己及他人生命的前提下，比较洒脱地对待“运”，他们常常主动地去“试试自己的运气”，敢于冒险，比如去攀登没人登过的高峰，只身横渡大西洋，从陡峭的悬崖上往下跳伞，尝试创造一种在我们看来是怪诞的“世界记录”而进入到“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他们甚至在本已满好的状态下，仍不惜抛弃已有的而去寻求更新的，主要还不是寻求更新的东西，而是寻求新的刺激，新的体验，他们不太在乎别人怎样看待自己，他们主要依靠社会契约即法律来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他们的这种进取性一度构成了对东方民族和“新大陆”土著居民的侵略，所以他们的“运气观”中确含有一种强悍的侵略性和攻击性。

东方人，又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在“儒、道、释”熔为一炉的传统文化熏陶下，我们认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因此我们崇拜祖先，提倡孝悌，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我们要求个人尽量摆脱主动驾驭“运气”的欲望，我们肯定“知足常乐”，发生人际纠纷时我们宁愿“私了”而嫌厌“对簿公堂”；我们这种谦逊谨慎在面对外部世界时变为了惊人地好客，我们总是“外宾优先”，我们绝不具有侵略性和攻击性，我们的每一个个体都乐于承认：“我与群体共命运。”其实“命”是因人而异的，我们表达的意思准确解释起来便是“我们要共命运”。所以我们有句俗话叫“大河涨水小河满”。我们并不是不知道只有小河水流充裕时，大河才不会枯涸，然而那方面的自然现象引不起我们形而上的升华乐趣。

我们不必就东西方的不同文化模式作孰优孰劣的无益思索。既已形成的东西，就都有其成型的道理。

好在现在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小。已无新大陆可供发现。连南极冰层下那土地也已测量清楚，连大洋中时隐时现的珊瑚岛也已记录在案。已有“地球村”的说法。东方人、西方人，不过是“地球村”中“鸡犬相闻”的村民而已。

东西方文化已开始撞击、交融、组合、重构，对“命”的看法和态度，对“运”的看法和态度，越是新的一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相似点或共同点似乎就越多。

你挺有意思——今天的人类。

“命”与“运”相互运作时，就构成了所谓的“命运”。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我们最难忘记那“命运敲门的声音”。单是“命”已难探究，因为“命”即使在最平静的时空中它也有个生老病死的发展过程，非静止、凝固的东西；“运”就更难把握了，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而且充满了突变，也就是说，构成“运势”的因素中充满了不稳定因素、测不准因素，“命”加上“运”，而且互融互动，那就难怪有人惊呼“神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