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一现象，曾经有论者发出疑问，“小说还能提供思想资源吗？”这样的感叹出现在21世纪的中国，本身就是当代文学的悲哀。从什么时候起思想与文学呈现出截然对立的局势？诚然，思想本身并不能成为文学，正如韦勒克所言：“只有当这些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肌理真正交织在一起，成为其组织的‘基本要素’，质言之，只有当这些思想不再是通常意义和概念上的思想而成为象征甚至神话时，才会出现文学作品中的思想问题。”但是，思想并非只是知识，并非只是抽象的逻辑、枯燥的理性或富于说教性的道德训诫，还包含着一种深刻的洞察能力，包含着一个观察者对人类情感和对社会文明的全部微妙之处的感受能力，包含着对历史的辨析能力与“发现”能力，这同样也是思想。这句话或许会遭到作家暗暗的反抗——难道我不是也在批判历史、批判社会吗？我不是也在书写人与其之间的冲突吗？这难道不是现代小说的基本主题与现代批判意识的基本内容吗？我想，论者在这里不是指作家没有履行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责任，而是指作家在面对历史和生活时的幼稚判断与简单化倾向，指作家思想能力的欠缺或匮乏。即使是那些并不致力书写民族、历史，而专注于个人生活的小说，如果离开了这一深刻的洞察能力和思想能力，也很难成为优秀的小说。

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必须蕴含着内在的超越性视野，超越于实在生活与时代判断之外，“描写现存之物，诗人就降格了，流入了教师之列；叙述可能之物，他就是忠于职守，他是一个集体的灵魂，询问，哭泣，希望，有时则猜测”。对于历史，不能轻言结论，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去发掘，重新整合，并“发现”新的意义与空间。

批评界关于余华《兄弟》的争论可谓针锋相对，持否定意义者认为《兄弟》是一部“顺势而下”之作，而肯定者则认为《兄弟》具有拉伯雷《巨人传》式的“狂欢化”与“民间性”，恰恰把一个时代的寓意隐含其中。说实话，面对《兄弟》这样的文本我是警惕的，这样一个暧昧的文本，看似大众化、商业化，这样一个粗俗不堪的“英雄”形象也许蕴含某些超前的意义，时代内的文学批评家经常遭遇到这样一种有眼无珠的尴尬。任何轻易的肯定或否定都会落入二元对立的陷阱。但从整体的批评而言，这种批评现象的出现却暴露出一个当代文学批评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随着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交锋与博弈越来越内化，对文学的判断也将越来越难。这一难度来自批评者如何判断“历史”——正在发生着并且即将成为历史的事件，身在时代之中和某种美学观念之中的批评者很难摆脱偏见（许多时候，某种固定的价值观会成为认知新生事物所具有的存在意义与美学意义的障碍），做出相对客观的判断。批评者太局限于已有的历史判断与理论经验，习惯于把任何东西都模式化、规范化，一旦找不到合适的模子来套，就会失语，或做出过于偏颇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