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长恨歌》以空前的细致与优美把一个女性的生存隐喻为城市与民族的“恶之花”，虽然腐败，也自有其庄严与价值所在。作者试图传达出一种深远的悲剧之态，试图在物与人、空间与时间的缠绕中雕塑出一种永恒的存在之美，但是，当一切的矛盾、痛苦、冲突都回归到生活层面，并在生活层面达成对人物的理解及与生活的和解妥协时，悲剧的力量也消失了。经历了漫长人生和动荡历史之后，人物灵魂没有得到洗涤与升华，相反，却在一种世俗主义的超脱中走向虚无，这不是通往清明澄澈的存在之途，只是“一种麻木之后的寂然而已”。中国作家总是不自觉地有一种强烈的“大团圆”愿望，这种“大团圆”意识不是人物在精神层面和灵魂层面得到某种完满的思考，而是在世俗生活的泥淖中寻找温暖与慰藉的自我消退过程。由此，人物的一生成为逐渐走上“正途”的一生，所有的启示意义也都缩小为潜在的善与恶、对与错的二元结构。而当苦难、罪恶、虚荣、物质、历史等被作为可以被克服的错误来书写时，其中所叙述的冲突、痛苦与矛盾也始终局限于具体事件中，无法拥有更为深刻而广阔的人类背景，也无法达到悲剧的境界。对于一个没有宗教、没有原罪意识的民族来说，没有另外一个神圣的空间作为终极的对照和思维的背景，很难拥有真正的悲剧精神，也极容易把一切苦难、精神实在化和具体化。诚如夏志清所言：“……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宗教感的缺失是一个民族的缺失，决不是某一人所能改变的，但是，有一点可以改变，即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某种大的情怀。不知什么时候起，作家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内在联系变得可有可无了。这是当代文学观念的可怕之处。这固然拓宽了文学之意义，赋予了作家某些自由，但另一方面，却也使作家精神及存在价值受到根本的质疑。

另外一个混淆是把“中国/政治”“批判/否定”等同起来。从根本上讲，它们是不同级别的词语。“中国”，要比“政治”，要比唐宋元明清等，都要大得多，不仅是时空上的宽广与博大，更是一种本源的连续性与一致性；“批判”要比“否定”复杂得多，作为一个作家，可以也应该在时代之中做“持不同政见者”，虚无、绝望、怀疑，甚至诅咒，但是，那只是针对这一国度中某一具体的能指，你不能把拒绝的范围扩展到“中国”——它躯体上的每一缕阳光，每一粒灰尘，与所有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生与死、爱与痛、温柔与残暴，都应该成为你“批判”背后的温暖底色，成为你灵魂永不熄灭的神圣事物。这应该上升为作家世界观层面的意识。否则的话，批判就没有对立面，“轻”就无法转化为“重”，“游戏”与“狂欢”也无法转化成具有严肃意义的批判与爱，更无法传达出具有阔大情感的“中国意象”。它要求作家必须首先使自己的灵魂融入中国，融入民族生活，然后，才有剥离的可能，否则，所有的批判与激愤都只是轻浮的，所有的“个人性”与“自我存在”都只能是表层的，没有真正的根基，也无法达到象征的临界点。它也会导致文学对历史、民族与文化的虚无主义。当代作家不是不关注社会现实，而是对“现实”的情感和总体意识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