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基本的区别和这一总体思想意识，恰恰是当代作家没有意识到的，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学院知识分子。我们以为想呈现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姿态，就必须批判一切、否定一切，我们甚至不敢轻易说出稍微大叙事一点的话，哪怕是辨析式的，它会遭遇到尖酸而刻薄的讽刺与群体遗弃（这种斜睨的目光是非常可怕的，我以为这恰恰包含着知识分子最大的无知与偏见）。我们可以说是因为过往的一切过于“肮脏”而导致我们失去了信心，也可以说是因为我们与其联系太紧密而导致了一种疏离的强烈愿望，但那都不应该成为我们不爱“中国”的理由，一个真正思考着的人会明白其中细微但却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别。我们应该在文学中恢复这样一种广阔的激情，恢复爱的能力，恢复对“中国”这一名词的爱，抛开现实政治、世俗性对它的干扰，寻找到纯粹的存在。应该对这一名词的实体和抽象精神做明确的辨析。不是为了狭隘的政治，而是为了寻找到与民族生活相联系时那种神圣且神秘的伟大情感。这是一种将全部的灵魂奉献给与自己相关的大地、山川及故乡的一切时的冲动，痛苦与甜蜜的纠缠，阔大与细腻的重合，爱与恨的交织，民族与人类的呼应。当有一天，如果能在我们时代的小说中读出一种说不出但却时时存在着的“中国精神”，能从作家的虚无与怀疑背后读出那么一种庄严与高尚的“爱”，而不是一种近乎轻佻、猥琐的“愤世嫉俗”时，我想，那时，我们时代的文学肯定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那无边无际的“中国”梦境深处，肯定多了一些凝视的目光——温柔而深沉的、犀利而智慧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