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活动变人形》：对“父”的审视与反思

“新时期”小说“文化寻根”的称谓其实是相对于意识形态而言的，经历了“十七年”文学的被否定、作家本体性的丧失和“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摧毁，集体主义大“家”的乌托邦梦想已经被宣告：此路不通。从政治意识形态挤压中解脱出来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建家园”，启蒙精神责无旁贷地成为新时期小说的主题，这也是“文化寻根”的内在依据。宏观性、整体性、理性精神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和文学创作的重要特点，作为一个基本文化原型和文学原型，“家族”再一次发挥它的作用。这时期具有家族主题的小说很多，代表作品有《李氏家族》（李佩甫）、《活动变人形》（王蒙）、《古船》《家族》（张炜）、《最后一个匈奴》（高建群）、《白鹿原》（陈忠实）、《爸爸爸》（韩少功）、《玫瑰门》（铁凝）等。

有别于现代文学时期对家族文化的痛恨驳斥，也不同于“十七年”对大“家”的狂热向往，这些作品也不再把家和家族制度作为简单的否定对象，而是更多地从文化反思的角度，重新审视家族和家族文化的内涵，审视家族的精神指向和它的权力运行机制对中国文化性格的巨大影响和巨大的牵制力。从《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古船》中的隋抱朴、《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等形象可以看出，作家往往通过审“父”来完成对文化和政治的思考。

《活动变人形》通过“子”倪藻的眼睛来叙述“父”的生活，但“子”并非只是一个叙述者，同时也是一个审视者与反思者。在审视与反思、现实与历史的交叉叙事中，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根”性特征，对当代思想史与革命史做出了自己的思考。小说中的“父”倪吾诚与其说写西方文明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不良消化，倒不如说是饱受大烟、封建礼教、父权制权威浸染的中国家族文化在世界开放性文明面前所呈现的保守性、滞后性和惊人的异化现象。作家敏锐地发现，传统的崩溃与新的文化建立并非简单的“破”与“立”的关系，它们之间复杂纠缠所产生的怪异形态或许令所有满怀单纯理想的人震惊。倪家三个家族女性，静宜、静珍和母亲姜赵氏组成一个顽固完整的家庭“堡垒”，任何一个异己分子在它面前都会碰到柔软而有韧性的力量，可怜可悲的倪吾诚在她们眼里仅仅是一个无法让人容忍的败家子，而倪吾诚和“家”的每一个斗争回合都以惨败而告终一样，而那些被倪吾诚所标榜的“西方思想”更显得可笑与不合时宜。实际上，非但静宜、静珍们代表着家族制度的一部分，就连倪吾诚——这个从欧洲留学回来的所谓的愤世嫉俗者，也仍然被传统文化观念牢牢控制住，他对仕途的窥探，对家的变态的依恋，对美食和对大烟幻美世界的渴求都使他陷入昔日母亲给他营造的气氛中不能自拔，他对西洋文明生吞活剥的认同也仅仅体现在对洗澡的无限热爱上，也许，他是想洗掉灵魂中摆脱不掉的母亲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