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敌人》而言，其实更多的是先锋文学的实验之作，作者对形式的喜爱，对形式本身所承载意义的琢磨，要远远大于对故事本体的兴趣。《敌人》的家族故事只是一个框架或线索，作者对家族逸事，爱恨情仇，对家族制度所蕴含的文化内容、内在矛盾性、在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命运及对个体生活史的影响，包括对当代政治发展史，都不感兴趣。作者旨在寻找个体的命运，它不是具体语境的人的命运，而是哲学意义的人的存在性，与此同时，作品探讨了更为普遍的人类命题，如恐惧、空虚、死亡、残忍等。因此，虽然《敌人》以迷离晦涩的情节来书写神秘的家族仇恨对赵氏后人的巨大牵制力，但是，最终你更多地感受到的却是对家族精神的彻底解构，以血缘亲情与道德伦理为特征的家族精神被生存本能与人性欲望所控制，作者更侧重于对整个人类存在进行隐喻式书写，而不是对家族本身进行某种探讨。因此，当《敌人》再次重版时，竟被称之为“神秘小说”，而这也得到作者的认同，也由此看出作家写作着重点的不同。

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历史背景更为模糊，竹器商人家族荣辱兴衰的不可捉摸，有关性、生殖和瘟疫、灾难之间的隐喻，都展示出人类生存的晦暗、苦难、萎缩和悲剧性的一面，从而展示了一部缩微了的种族生存历史。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以创世纪般的热情不断地建构和解构自己的家族根源，“我”，茹家的后代，一开始便沉浸在急于寻找自己根源的宿命的狂热中，她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从流传于故乡的先祖逸事中，发现了“茹”姓饮毛茹血、剽悍悲壮的过去，她渴望在对家族神话的追寻中来对抗日渐萎缩苍白的种族后代。家族作为人类存在和生活的基本背景与现实生活中“我”的生活经历形成一种张力从而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作者并不关注她的家族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是否反映出了家族制度的某种文化含义，她所关注的更多的是“我”存在的理由，也可以引申为人类个人生存的意义。余华的《活着》则从另一层面揭示人类生存的哲学理由：个人的存在意义从来都是建立在亲人的背景之下的。死之意识弥漫在主人公福贵的灵魂中，只要他活着，他的亲人们便存在。使人特别关注这部小说的原因不仅仅是它的主题意义的独特，而是小说中所弥漫的那种轻松随意略带调侃和民间幽默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使家族意象转化为一种家族审美意识，从而使家族生存上升到人类生存境遇的抽象意味之中。这些构成了20世纪小说家族主题的第四阶段特征：寻找“人”的存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