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根本性改革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传统价值规范的彻底解体，对于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次严重的精神危机。但是，也正是这一次根本性的失落给文学带来了自救的机会，作家只能在文学内部找到自我确认的价值标向。知识分子走下（尽管有点不太情愿）神坛，放弃了启蒙主义立场，开始从拯救自我出发拯救文学的失落，这就为形成新的文学观念创造了外部条件。90年代突如其来的形式变革正代表着这样一种变化：文学回归自身，开始寻找一种具有自性的文学品格，开始真正追求属于自己的历史和美学原则。“事实上，在文学发展进程中，形式变革的冲动每时每刻都在压迫着具有自觉意识的写作者，而在文学失去意识形态的强大支撑的时候，形式变革的力量就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形式主义策略一方面拆解了传统的文学象征秩序，使文学有可能走向个体的审美创作，另一方面，从本文所探讨的命题来说，相对内化的创作恰恰可能使作家处于一种对“家”的游离状态，他们对“家”产生了信任危机，在《在细雨中呼喊》《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你是一条河》以及其他许多作品中，“父”都处于缺失地位，这和世纪之初小说中“父”权的丧失具有某种重合性，而这种文化的游离感、冲突感和自我存在欲望恰恰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共性。

从20世纪之初传统家族的大厦将倾，作家对家族以及家族制度义无反顾的抛弃，“十七年”整个社会拆解家庭，建构乌托邦的原始集体主义，到“新时期”对家和家族的重新审视和90年代对家族的超越以及由此而涉及的对人类存在的思考，家族意象始终沉潜其中，并且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部分。21世纪小说的家族主题会是什么样子？它还会不会有像20世纪这样承担如此复杂的文学精神和文化意蕴？都无法预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作家心中永远都有一个“家族”原型。心理学家荣格曾这样描述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每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残余，并且总的来说遵循同样的路线。它就像心里的一道深深开凿过的河床，生命之流在这条河床中突然奔涌成一条大江，而不是像先前那样在宽阔而清浅的溪流中流淌。”也许荣格更多地是指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个体成长的既定性和承继性，但却在无意中揭示出人类家族意识的渊源以及个体和家族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任何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在既定的家族链条上，都毫无选择地接受既定的文化场。从这一意义上讲，对“家”“家族”“根”的追寻将是文学永恒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