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季节，一个霞光映满天际的清晨，在安庆南水关一座普通宅院里，走出两位身背包裹的青年，他们身穿蓝布裤褂，脚蹬白鞋，显然在为过世不久的长辈戴孝。

这两个年轻人，就是22岁的陈独秀和年长他7岁的哥哥陈庆元。

身后送行的家人，有陈独秀的嗣母谢氏、妻子高晓岚和3岁的儿子陈延年；陈庆元的妻子张氏和三个儿子。

准确说，除了远在东北做官的陈独秀的嗣父陈衍庶外，陈家全家人全部出动了。

望着留在家中的女人、孩子和老人，望着这座珍藏了太多美好记忆的宅院，陈独秀既悲伤又感慨万千。

在这个并不富裕的家里，陈独秀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他两岁丧父，五岁过继给四叔陈衍庶，17岁以院试第一名考中秀才。陈家书香门第，代代习儒，由于儒业不兴，功名不显，陈独秀的父祖辈为此耿耿于怀。好在其嗣父陈衍庶于1875年考中恩科举人，历任知县、知州、知府，使陈氏家族一度跻身安庆名门望族。但陈独秀的生父陈衍中却在考中秀才之后，“屡困场屋”，虽教书为业多有成就，却不曾中举是为终生遗憾。生父英年早逝后，生母查氏更是把其父一生夙愿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直到一年多以前母亲去世，陈独秀才得以摆脱科举考试的桎梏。

此前，陈独秀受康、梁维新思想影响，曾与安徽省维新人士汪孟邹、李光炯、邓艺荪、江讳等人联系密切，并写下《扬子江形势论略》，提出改进长江防务的建议，一时名声大噪，获“皖南名士”之美誉。维新变法失败后，陈独秀一度陷入迷茫之中。他意识到依靠清廷实行改良的道路行不通，但又不知救国救民路在何方。

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让中国人认识到日本军事的强大，纷纷东渡学习。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沙俄侵犯东北，大肆屠杀东北人民，1901年中国又与西方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举国哗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陈独秀怀揣寻求救国图存道路的想法，决定自费求学日本。

这是1901年10月，陈独秀与陈庆元离家后，陈庆元前往东北投靠其四叔陈衍庶，陈独秀则浮槎东渡，开始了他未来14年中五次东渡日本的经历。

到日本后，陈独秀进入高等师范学校速战科学日语，其间曾加入“励志社”，虽不久脱离，但受其中成员影响，思想转向革命。在日本学习半年后，1902年春，陈独秀返回家乡，与好友潘赞化、葛襄、何春台等人共同组织“青年励志社”，以安庆北门的藏书楼为学社社址，传播革命思想。

但他们的活动很快引起清政府地方当局的注意，安庆当局将学社中的首要分子列入通缉对象，陈独秀闻讯后，为躲避抓捕，第二次远渡日本。

这次到日本后，陈独秀结识了冯自由、苏曼殊、张继等人，组织了留日学生中最早的爱国团体“中国青年会”。

1903年4月，沙俄不仅拒绝执行《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的撤离东三省，而且妄图进一步侵略东北甚至蒙古，激起留日学生的满腔愤慨。留日学生自发组成拒俄义勇军，准备开赴东北，与俄军一决生死。清廷对此极为恐慌，联络日本当局野蛮干涉，将拒俄义勇军强行解散。

为表示对清政府的强烈抗议，陈独秀与邹容、张继商量给清政府点“颜色”看看，于是别出心裁，在4月中旬一个漆黑的夜晚，三人悄悄潜入清廷委派到日本的湖北留学生监督姚文甫的住所。黑暗中，他们将姚文甫从床上拖起来，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只听“咔嚓”一声，姚文甫的长辫子便落入陈独秀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