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陈独秀尚在武汉，正陷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闻延年遇害，悲痛难抑。如今回到上海，隐居陋室，寂寥苦闷之中想起儿子，更是悲痛欲绝。12月的一天上午，次子乔年忽然偕夫人史静仪上门，令陈独秀郁闷的心境顿时开朗起来。

在1924年夏陈延年奉召回国后，陈乔年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1925年春被中共中央派到北京工作，任区委组织部长，与区委书记李大钊、区委宣传部长赵世炎一起工作，曾在“三?一八”惨案中流血负伤。但在确定没有生命危险之后，在医院里仅住了两三日便坚持回机关工作。

1927年春，陈乔年来到武汉，在四月底的中共“五大”上，他与父亲陈独秀、哥哥陈延年一起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之后，陈乔年留在武汉，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理部长李维汉主持组织部工作。1927年“八七”会议后，陈乔年调至上海，出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继续陈延年重建党和工会组织的工作。想到哥哥牺牲，父亲被撤职，陈乔年到上海不久便来看望父亲。

见到儿子来了，陈独秀很高兴。但一谈到大革命的失败原因，父子俩便都沉下脸来。陈乔年说：“不可否认，大革命的失败你是有责任的，你对汪精卫太过于相信了。”

“是我相信他吗？是共产国际相信他"陈独秀的语调高了起来，“共产国际天天坐着那儿指手画脚，我不听行吗？我有什么责任？”

“在家里，还是别谈这些吧。”史静仪见父子俩话不投机，赶紧向陈乔年使眼色。

但是，陈独秀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与儿子所见最后一面。

1928年2月16日，陈乔年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不料开会消息被叛徒唐瑞林向英租界巡捕房告密，会址很快被英租界巡捕包围，陈乔年等人不幸被捕，次日被引渡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在多方营救无果的情况下，6月6日，年仅26岁的陈乔年被国民党军警杀害。

自陈乔年被捕之日起，陈独秀便寝食难安。在白色恐怖中的上海，陈独秀不仅对营救儿子束手无策，而且连他自己也被国民党四处悬赏捉拿。儿子牺牲后，陈独秀已欲哭无泪，巨大的悲痛使他几乎变得麻木。

由于远在安庆的高晓岚一直得不到两个儿子的消息，特地打发长女陈筱秀来到上海，在得知哥哥陈延年牺牲，目睹弟弟陈乔年被杀惨状后，陈筱秀由于伤心过度，在料理了弟弟的后事之后便病倒了，不久在上

陈独秀与高晓岚一共生有四子一女，其中一子年幼夭折，如今在一年之内二子一女相继离世，只剩下了留在老家的四子松年，陈独秀悲痛之余，深感无法向高晓岚交代。1930年7月，陈独秀搬到熙华德路一幢石库门房子居祝8月，20岁的四子陈松年从安庆来到上海，找到陈独秀。见到儿子衣袖上戴着黑纱，陈独秀顿觉不祥。

“母亲去世了。”陈松年哽咽说。

自从陈独秀1910年与高君曼离家出走后，高晓岚孤独地度过了20年的漫长岁月，终于经不住两儿一女悲惨离世的打击，悲伤之中猝然离世。而陈独秀的嗣母谢氏，也在一连串痛失亲人的打击中哭瞎了双眼。听了这一切，陈独秀两眼发直，半晌无语。

“姨妈回去了。”陈松年说。

“姨妈”就是陈独秀的第二个妻子高君曼。高君曼在南京独居两年之久，在孤独中开始了痛苦的忏悔，终于对姐姐高晓岚有了深深的愧疚，认识到自己当年的狂热给姐姐带去了无情的打击与痛苦，一直想找机会回安庆向高晓岚道歉。

不料，却在1930年突然传来高晓岚去世的噩耗，她知道今生再也没有机会对姐姐说一声“对不起”，在明知陈家人不会给她好脸色的情况下，仍旧带着一双儿女返回安庆吊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