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前言(1)

拾年 作者:王军


写下“拾年”二字,心中滋味万千。此刻,距离《城记》搁笔已整整十载。

经常是夜里才回到这张书桌前。一抬头,天色已亮。

那一年的7月13日,北京时间22时08分,新华社赴莫斯科记者发来急电:2008年奥林匹克盛会选择了北京。

中国的大门,不可逆转地向世界敞开了。这一刻,来得如此艰辛,为了这一扇门的打开,近代以来,多少无辜的生命为此付出。

中国,这个从公元六世纪开始,在一千多年时间里领跑世界文明的国度,自1840年以来,在列强的枪炮之下,经历了沉沉的失落。

一个自视为“天朝上国”之邦,对自己的文明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废旧书、废古物、废汉字的呼声日隆,虽然另一股力量在与之抗衡,期望“整理国故”以“再造文明”,但一次又一次,被集体的情绪湮没。

严复(1854~1921)把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1825~1895)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andEthicsandOtherEssays)译成了《天演论》,竟是以改编原著的方式,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植入中国人的心灵。

在赫胥黎看来,在自然界,物种之间的关系是竞争进化、适者生存,但人类存在一种伦理关系,能够互助互敬、相亲相爱,不同于物种之间的关系。但严复不以为然,认为人类社会也是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便略去赫氏著作之伦理学部分,只保留进化论部分,并在书中借题发挥。

有一天,我读到1955年梁思成(1901~1972)承受的责难——“如果要用机器的就都不要民族形式,用民族形式就成为卖国主义”,心中想到的,还是那一部《天演论》。

严复为什么把赫胥黎幻想的仁爱家园,变成了尚武社会?是他太想着给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下一剂猛药吧?

从自认技不如人,再到自认文化落后、人不如人,中国人的心灵经历了怎样的煎熬?1948年3月,朱自清(1898~1948)撰文反对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修缮文物之请,理由包括:“不同意过分地强调保存古物,过分地强调北平这个文化城”,“今天主张保存这些旧东西的人大多数是些‘五四’时代的人物,不至于再有这种顽固的思想”。言语之中,还透着《天演论》的逻辑啊。

东西方文明的悲剧性碰撞,在中国社会内部形成一个巨大的投影——求富自强,总是伴随着对祖宅的摧毁、共同记忆的灭失,儿孙们顾不得思量其中的曲直,先是要把它荡平了再说。甚至,这才叫爱国。

这样的线索渐次演绎,便被掺杂太多的利益。一套逻辑哪怕持续一时,也会衍生既得利益,久而久之,逻辑也就是名义上的存在,但它还被立在那儿,因为可以掩护另一种逻辑。

北京如此伟大,难道我们还感觉不到吗?在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的那一天深夜,我目睹长安街上欢腾的人流,心中充满对和平的祈愿,还有对这个城市的忧虑。

我又回到那一张书桌前,继续写那一部《城记》。回家路上,我看到元大都的土儿胡同、香饵胡同……被夷为了平地。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已把它建成了世界上立交桥最多的城市,同时,也是最堵的城市。我们付出了如此之代价,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现实。难道北京主办奥运、中国加入世贸带来的空前发展机遇,只会更加剧这样的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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