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蓉从个人的悲喜扩展到对整个民族、整个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文化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执着和焦虑。就像诗人自己所说：“最初那段年月，我只能是个婴儿。我哭、我笑、我索求母亲大地的拥抱，那种获得接纳、获得认可的满足感，就是我最大的安慰。”“但是，又过了几年，我的好奇心开始茁长，单单只是‘认识家园’这样的行为已经不够了，我开始从自己的小小乡愁里走出，往周边更大的范围里去观望去体会。”（《回音之地（一）》）

“从自己的小小乡愁里走出，往周边更大的范围里去观望去体会”，这一点在《阙特勤碑》里叙述得淋漓尽致。对于“阙特勤碑”，她在初中或高中时从历史课本中见到过刻有汉字的黑白相片；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午后，在蒙古国后杭爱省鄂尔浑河流域和硕柴达木地方，真正见到了这座石碑，才知其汉字碑文只是背面，而正面刻的是古突厥文。二○○七年五月获得耿世民先生《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一书，借着耿世民先生汉文翻译读懂了公元七三二年建立的阙特勤碑及其他古突厥文碑铭的真正内容。在见到阙特勤碑的那一刻，席慕蓉用了许多惊叹的字句来形容自己的感动：“好像渺小的我竟然置身在千年之前的历史现场。”“我真是手足无措，兴奋得不知道如何是好啊！”“在我心里，一直涌动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敬畏与亲切混杂在一起的感觉。”“由于敬畏，使我保持适当的距离，不敢轻慢地去触摸石碑；由于亲切，我又不舍地一直环绕着它，甚至到最后只是默默地停立观望，停留了很久很久，就是不想离开。”“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跟它很亲？”

“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跟它很亲”这个问题，席慕蓉等了一年之后，才有机会请教学者，得到以下的回答：“无论是血缘还是文化，突厥与蒙古之间的关联紧密，最少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

的确，就血缘而论，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和满通语族同属阿尔泰语系，根据语言学家们的一种观点，这同属一个语系的民族应该是同源。就文化渊源而论，蒙古文化与突厥文化更是一脉相承。关于古突厥文的起源，有的学者提出一些字母来自古代突厥人实用的tamgha符号（即表示氏族或部族的印记或标志）或表意符号。耿世民先生也认为这一点是可信的。其实那些表意符号从匈奴流传到突厥、流传到蒙古，成为他们部落、氏族的标志。由于是同属一个语系，古突厥文碑铭中对于英雄人物的歌颂方式甚至很多用词都与蒙古英雄史诗及《蒙古秘史》等相似。就说用词方面的相似性吧，例如可汗（hagan）、天（tengri）、人民（bodun）、海（taluy）、狩猎（aw）、部或族（aymag）、杀人石（balbal）等等，数不胜数。甚至一些谚语和惯用语都很一致，例如“使有头的顿首臣服，有膝的屈膝投降”，这样的句子在《蒙古秘史》中就有。“居住在东方日出方向的人民和居住在西方日落方向的人民”，这样的句子在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中常出现。

但是，这些资料和史实，从来不会在一般高等教育的教科书和非专业的杂志中出现。席慕蓉因此在她的受教育过程里（包括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完全无法知悉自己民族的悠久渊源与血脉传承。

在中学的教科书里牢牢记住的一张黑白图片，到了立碑现场才知道这相片拍的只是阙特勤碑的背面。席慕蓉无限感慨地发现：

“这么多年，在我所接受的教育里，即使远如一座一千两百多年前的突厥碑，我所能知道的，也只是它的背面而已。教育系统里供应给我的，只有经过挑选后的背面。”

因此，她也开始明白“在这些教科书里，不论是‘匈奴’‘突厥’‘回鹘’还是‘蒙古’，好像都是单独和片段的存在。而其实，在真实世界里，亚洲北方的游牧民族也是代代相传承，有着属于自己的悠久绵延的血脉、语言、文化和历史的”。

但是，她并没有为此而怨怪任何教育系统，在这封信中，她写下了自己深刻的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