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阙特勤碑的那一天，是个时阴时晴的天气，高高的穹苍之上浓云密布，而旷野无垠，在天与地之间，只有这一座巨大的石碑独自屹立，巨大而且厚重。

立碑之年是公元七三二年，离现在已经有一千两百七十多年的时光了，可是，石碑上刻着的文字还清晰可辨。

但是，我一个字都不认得！

心里掠过一些隐约的悲伤，不过，很快就被兴奋之情所掩盖了。

想一想，能够在长途跋涉之后，终于来到这座石碑之前，看天苍苍，看野茫茫，石碑上方所刻的简洁的山羊图像偶尔被云隙中射出的阳光映照得光影分明，好像刚刚才刻上去一样，好像渺小的我竟然置身在千年之前的历史现场。海日汗，在那一刻，我真是手足无措，兴奋得不知道要如何是好啊！

只能不断地换着角度重新拍摄，而同时，在我心里，一直涌动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敬畏与亲切混杂在一起的感觉。

由于敬畏，使我保持适当的距离，不敢轻慢去触摸碑石；由于亲切，我又不舍地一直环绕着它，甚至到最后只是默默地伫立观望，停留了很久很久，就是不想离开。

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跟它很亲？

这个问题在心里放了一年，第二年夏天（二○○七），在内蒙古大学的一次聚会上，我终于忍不住问了几位坐在我身边的蒙古学者，突厥和蒙古到底有多近？他们说：

“无论是血缘还是文化，突厥与蒙古之间的关联紧密，最少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相同。”

海日汗，你看，无知的我必须要经由学者的证实才能肯定我自己的感觉，才知道这种亲切感正是一种孺慕之情，是北方游牧民族子孙心中与生俱来的很自然也很正常的反应。

海日汗哪！海日汗！我要怎么感谢这些学者呢？因为，还有更快乐的事情在后面。

刚才我已经对你说了，那天，站在阙特勤碑前面的我，对碑上的古突厥文一字不识，完全不能了解其中的含义。回到台北之后，从我书架上现有的书中去寻找，也只能找到一鳞半爪，原来以为这辈子都无法解答这个谜题了。想不到，二○○七年的五月，和好友兆鸿去了大兴安岭之后，又相约再去新疆，也是由于对自古居住在新疆的许多民族想要更深入了解，兆鸿在回到北京之后，找到耿世民教授所著的《新疆历史与文化概论》①，就多买一册送我。书内有三章叙述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解读等等研究，我已经大喜若狂，加之更在书后看到耿世民教授有一本《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②的专著，急忙求兆鸿再寄这本书给我。前几天，终于收到书了，海日汗哪！海日汗！我要怎么感谢这位学者呢？

耿世民教授，深研古突厥文有五十多年，出版了许多部论著，而在这本《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里，他是直接从古突厥文译成汉文。书中详细列举了九座石碑的碑文内容，“阙特勤碑”，以及我后来陆续在二○○六年夏天的行程中所见到的：“毗伽可汗碑”与“暾欲谷碑”都包含在内。

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去年刚刚才见到了这三座石碑，今年就得到了耿世民教授的这本专著。而由于耿教授翻译的时候，非常尊重原文的排列格式，许多地方是直译，不加任何多余的修饰，因而也就更让我感受到了原文中的美好气势，譬如在“阙特勤碑”东面所刻碑文的第一段：

当上面蓝天、下面褐色大地造成时，在二者之间（也）创造了人类之子。在人类之子上面，坐有我祖先布民可汗和室点密可汗。他们即位后，创建了突厥人民的国家和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