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受戒》无疑是汪曾祺小说中最有影响的一篇，它受到的称赞最多，同时受到的批评也最集中。几乎连称赞它的同志也认为这篇小说“缺乏鲜明的时代感”，把旧社会写成“自由、和谐的欢乐世界”。我认为这一批评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首先，作者写《受戒》并无意于对旧社会作直接的具体的真实写照。小说的着重点是立足于佛门与人性之间的对立和联系，并以健康的现实的人性和人情来否定佛门超脱的、非现实的人性。明海和英子之间纯洁的感情、真挚的爱情，在作者的笔下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小世界。这样就出现了作品突出的优点和不可避免的弱点同时并存的状况。其优点在于，这个美丽的小世界反映了劳动人民善良美好的感情天地，其弱点也就在这一心爱的小世界过于独立，从而引起了另一种“超脱”。

和明海一样，《晚饭后的故事》也写了一个穷人家的孩子郭庆春，从小跟舅舅外出谋生。但郭庆春并没有像明海那样出家做和尚，有过那么一番梦境般的遭际。郭庆春从“卖瓜——唱戏——卖瓜”，走过的是一段坎坷的路。这条路充满了那个时代的现实内容。还有《徙》也写了高北溟与老师、学生三代，作为正直、饱学、善良的下层知识分子，在旧时代腐朽的制度下，在那种人情世态的重围中，终不得志的悲凉境遇，表现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此类作品在汪曾祺小说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理应受到更多的重视。

我认为，汪曾祺作品真正可贵的地方，并不在于作者简单地写出了地方风光、水乡色彩，也不在于作者单纯地写出了人物的善良，而是在于将这美丽的乡土、故乡人朴素而美丽的灵魂和时代的重压揉合在一起。他写美好的灵魂、美好的事，但决不忘却它们都是存在于不美好的时代环境里。作者写的是逆境中的顺境，抑郁的乐观主义；写出的是时代阴影遮掩下的劳动人民的苦处。

《异秉》中该是写出王二“飞黄腾达，财源茂盛”的顺境了吧。可是在这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社会里，这位在镇上人人有点羡慕和眼红的王二，同样背负着一个拘谨、迷信、深受重压的灵魂。不仅是王二，那位快要被解雇的陶先生，挨了打也没敢哭的“陈相公”，在听了王二的“异秉”（与众不同之处）后，不也是马上急于如法炮制吗？他们都想解脱自己的绝境，于是就争着有这么点“异秉”——这真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社会留给他们的“希望”。

不错，作者是也写出了像彝甫出卖祖传“三块田”的仗义救人，是写出了大淖县的锡匠们为了十一子和巧云的幸福举行的“顶香请愿”……赋予了作品以明快的旋律。但所有这些人的善良、纯洁、无私、浓厚的人情味、人性美之所以更为动人，倍加光亮，正是因为它带着忧伤和困苦的痕迹。这正像巧云和十一子的爱情引起那么多人的同情，它本身是和“号长”对巧云的凌辱分不开的；正像文嫂在受了金昌焕这个无赖欺骗后的嚎声大哭，更能显现出这位孤苦无援的寡妇“单纯到美的境地”。

在反映旧社会生活的作品中，很少有人像汪曾祺那样，能在明快的色调中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旧时代的阴影、寒气和忧郁的。他的作品既能使今天的读者增加对旧社会的认识，同时也增强了人对生活的信心、对美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