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沈从文晚年最惨痛的一件事情，后来他再也不提范的名字。笔者在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处，看到沈从文后来在两封信中涉及此事：

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本来是一再托人说要长远做我学生，才经我负责介绍推荐来到馆中的。事实十年中，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却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也可说“中外知名”。有一回，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

大致因为是“文化革命”时，曾胡说我“家中是什么裴多斐俱乐部”，有客人来，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心中过意不去，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现代典型性的“中山狼”传奇，还以为早已踏着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过了多少蠢人做的自以为聪敏的蠢事，哪会把这种小人的小玩意儿留在记忆中难受，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识，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态度，和社会要求将长远有一段距离。因为要求不同是事实，得承认才合理。

过去搞创作失败在此，近三十年另起炉灶搞文物，到头来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特别是“四人帮”问题一公开，更证明在某一时、某种情况下，新社会做人的灵活性需要，远比工作踏实认真性重要得多。今年已七十进五了，做人倒似乎越来越天真，还不如许多二十来岁的人懂“政治世故”。

（摘自沈从文1977年4月7日致汪曾祺的信）

这个新社会人都像绝顶聪明，又还十分懂幽默感。我却总是像个半白痴，满脑子童心幻念，直到弄个焦头烂额……

帮人忙却帮出个现代中山狼，在四人帮全盛时代，十分得意戳着额角告我已过了时，再无什么发言权。我见惯这类小事，还是与人为善好好告他，时间还早得很，待学才懂的还多。

（摘自沈从文1979年9月中旬致《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的信）（沈虎雏说明：此信因故未发）

沈虎雏告诉笔者：“1980年以后，父亲在闲谈中几次提到范曾指着他额头说‘过时了’。这件事发生在历史博物馆美工组，在场的还有两三人，范围很小，因而不为外人所知。由于时间久远，在场者的复述在细节上有出入，如有人回忆是另一幅历史人物像。范曾想说他从未画过屈原像，以此来解脱这件事。但是从父亲的信件和他的闲谈，我感到这件事情本身肯定是存在的，而且给他印象很深。”（2000年3月14日口述）

“文革”初期，沈从文跟陈乔、史树青他们一起关进牛棚，挨斗挨批之余，就是清扫厕所，拔草。他有时发呆地看着天安门广场人来人往的景象，然后回过头对史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

陈乔介绍说：“我跟沈从文都住进牛棚里，一个屋子住好几个人，先是审查批斗，每个人挂一个黑牌子，弯腰低头。然后学毛选，参加劳动，搞卫生。他在那种境地中还总想读一点书，考虑他的编著计划。我劝他注意休息，他说：‘不读书，生活没乐趣，活得无意义。’历史博物馆批斗还算文明，而旁边的革命博物馆就比较厉害，想办法折磨你、侮辱你，给你剃头、罚跪。沈先生也在会上表态，那段情绪不是很正常，有时哭鼻子。他怕在路上突然病倒出意外，在身上带了一个注明单位、住址的卡片。”

史树青回忆道：“他想参加游行，但上面说他无权加入。大干部赵尔陆跟沈先生的爱人有亲戚关系，估计他们曾在一起议论过毛主席政策的好与坏。赵尔陆‘文革’中自杀了，沈从文觉得很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