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几年“文革”风雨，1972年4月决定北京京剧团排练《草原烽火》时，还是江青一锤定音：“写词也有人，叫汪曾祺写。”可见江青对汪曾祺手中那支笔的看重程度。正因为如此，汪曾祺在“文革”中很快就从“牛棚”解放出来，重新参加样板戏创作组。

1968年4月17日前几天，在宣内院内，军代表李英儒见了我，问我最近在干什么呢，我说正写检查呢。他说：“写什么检查？你学习学习毛选吧。”

17日的早晨，李英儒找我和薛恩厚到后院会议室去谈话，对我说：“准备解放你，但是你那个《小翠》（我和薛合写的一个《聊斋》剧本）还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说：“那你解放我干什么？”李说：“我们知道，你是个很不易驯服的人……你去准备一下，做一个检查。”

快到中午的时候，李英儒又找我，说：“不要检查了，你上去表一个态。”等群众到了礼堂，他又说：“只要三分钟。”我当时很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大概说了这样几句：“我是有错误的，如果江青××还允许我在革命现代戏上贡献一点力量，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表态之后，就发给我一张票，让我当晚看《山城旭日》，不一会儿又将原票收回，换了一张请柬。又过了一些时，李英儒找我，说让我和阎肃坐在江青旁边，陪她看戏。开演前半小时，李又说：“陪江青××看戏，这是个很大的荣誉，这个荣誉给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该说的话不要说。”

（摘自1978年5月13日汪曾祺《关于我的“解放”和上天安门》）

汪曾祺形容自己当时如在梦中，心情很激动。江青来看戏时并没有问到“解放”之事，幕间休息，她对汪曾祺说了一句观后感：“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戏好！”

后来，汪曾祺谈到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她‘解放’了我，我当时是很感恩的，我的这种感恩思想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对江青，最初只是觉得她说话有流氓气，张嘴就是‘老子’，另外突出地感觉她思想破碎，缺乏逻辑，有时简直语无伦次，再就是非常喜欢吹嘘自己。这个人喜怒无常，随时可以翻脸，这一点我是深有感受的。因此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摘自1977年5月6日汪曾祺《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

由于汪曾祺较早地介入样板戏的写作，使他免去了“文革”运动的过多冲击。杨毓珉依稀记得，外面红卫兵冲到剧团，拿着皮带抽人，问到汪曾祺干什么，汪如实说道：“我写《沙家浜》。”红卫兵竟不敢下手打他。

杨毓珉回忆道：“汪曾祺没有受到什么皮肉之苦，就有一次罚跪，一次挂牌在院子里游行一圈。红卫兵‘西纠’强攻过京剧团，打开大门冲进来后不知我们干什么的，内部的人没有通报，他们闹了一阵就走了，‘黑帮分子’躲避在一个屋子里。他曾和剧团领导关在一起。

他主要是历史问题，他比别人早出来。”（1998年7月1日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