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先后为《沙家浜》写过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披荆斩棘，推陈出新》刊登在1970年2月8日《人民日报》，执笔之前领导指示要突出宣传江青在样板戏中的功绩，一切功劳归功于江青。一位领导还叮嘱道：“千万不要记错了账。”汪曾祺在文中注意用小细节去显露江青的一些想法，如“我们最近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在开打中，让郭建光和黑田开打，最后把黑田踩在脚下”，“江青同志曾经指出，应当是有主角的英雄群像”，“江青同志要求在关键的地方，小节骨眼上，不放过”，等等。

1971年5月23日，江青要接见样板团的代表人物，特意让秘书打电话到长春找汪曾祺。1972年春节，江青指定让汪曾祺参加政治局召开的电影工作会议。如何看待这些情况，汪曾祺“文革”后在追查的压力下不得不拔高：“我这时以样板戏的功臣自居，对江青的忠诚和感激也到了狂热的地步……她分明已经把我当作她的最亲信人物。我和江青的关系经过这样几个阶段：感恩、受宠、动摇、紧跟。”（摘自1978年汪曾祺检查《关于我和江青的关系》）

跟着江青搞创作，往往是折腾几年，有的剧本最后还是胎死腹中。阎肃回忆说：“我们住在一起改《敌后武工队》，楼旁边盖了宿舍楼，有人搬进去住，还生了孩子，而我们的剧本还没通过。汪曾祺讨论剧本最有韧性，原作者冯志有一句口头语：‘咱再琢磨琢磨！’冯志是个老八路，文化水平低，但故事多，熟悉风土人情，抗战时冀中平原啥模样，人们穿什么、吃什么，他都一清二楚，经常问：‘你还要啥情节？’剧本否定了，我们劝冯志别回去，他不听，回去后就被整死了。”

当时汪曾祺在改编过程中话语不多，很少张扬。阎肃谈到汪写作中的书卷气特点：“他不擅长结构剧情，长处在于炼词炼句。写词方面很精彩，能写许多佳句，就是在夭折的剧本里也有佳句。”

阎肃称，汪曾祺做事大度，看得很透，不会斤斤计较。他说：“有时我写一稿，汪曾祺改得一塌糊涂；他写一稿，我也改得面目全非。大家不计较哪一个字是我的，否则休想合作下去。这个群体没有红过脸，谁也不害怕谁。”

大家对江青的变化无常难以适应，因为对作者罗广斌的一句话不满，江青忽然就对《红岩》不感兴趣。阎肃告诉笔者：“《敌后武工队》为什么放弃，我至今都不懂。是不是与《平原作战》相冲突？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搞得越好的时候，往往就是越完蛋的时候。”（1998年7月7日口述）

从1964年底就开始改编《红岩》，几易其稿。一次讨论时，江青谈到要对《红岩》做最大的修改，就是不让江姐牺牲，也不让她入狱，让她率游击队回来营救。江青说：“重庆都要解放了，还死那么多人，这是给我们党抹黑。”后来汪曾祺才知道，“江姐不死”是毛泽东讲过的话。

江青有一次谈到江姐的扮相和表演，说：“她长得很文秀，眉宇之间有一股英气。”罗广斌对演员说：“你们就照着江青同志那样演，就行了。”江青说：“我叫你们演江姐，谁叫你们演我呢。”江青还指示罗广斌说：“将来戏改出来了，小说也可以照着改。”罗广斌和四川省委领导任白戈立刻表态：“一定照办。”

1966年初，江青忽然从上海打电话，叫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带着薛恩厚、阎肃、汪曾祺到上海听她的指示。到上海后，到处打电话找联系人张春桥，李琪写了一个便条托人转去：“江青同志，我们已到上海，何时接见？此问近祺。”汪曾祺看了便条有些不安，因为他知道中国文牍习惯中，“近祺”是平辈对平辈或长辈对晚辈的用语。他隐约感到，李琪有点看不起刚刚浮出政坛的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