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对于会泳的态度是：不卑不亢，敬而远之。有时他也敢于说出一点意见，譬如一次讨论创作会议，说到创作必须来源于生活，汪曾祺说：“浩亮同志在这儿，你们关于《红灯记》的文章为什么只是提那些豪言壮语，对于一些从生活中来的、寓于朴素的哲理的语言，像‘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之类，为什么不提？”于会泳、浩亮听后不置可否。

从内蒙古作家玛拉沁夫那里，得知了毛泽东对电影《创业》的批示，他禁不住连声说道：“党中央伟大！毛主席伟大！”

“《红都女皇》事件”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传言，汪曾祺由此对江青的一些看法发生了变化，隐约地感到中国要出大事。1976年5月，汪曾祺悄悄地与杨毓珉说：“我们这个岁数还能赶上一次大的政治变化。我告诉你，让你心里有个数。”

那时原副团长萧甲已被“解放”，重回北京京剧团。他带了汪曾祺等八个人去西藏体验生活，他觉得经历“文革”后的汪曾祺锋芒更加不外露，内心更沉淀。

那次，张滨江与萧甲、汪曾祺等一同前往西藏，他觉得汪曾祺对词句更下功夫：“我感到他对词句到了崇拜的地步，夜里睡不好觉，三五个小时才憋出八句台词。他看了西藏水流很急的特点，康定招待所外面的河水响了一夜。他写了‘排空拍岸’，问我怎么样。那个本子写出来，但没有排演。看看他写的词，好极了。”（1998年7月7日口述）

1974年7月，于会泳通知汪参加《新三字经》的修改小组，此书将作为小靳庄贫下中农编的“批林批孔”读物出版。江青让大学学者、剧团创作人员分成几组修改润色，并定下完成时间。汪只参与了其中几句话的修改：“孔复礼，林复辟，两千年，一出戏。”“学劲松，立险峰，乱云飞，仍从容。”等等。

1976年2月，于会泳又要把电影《决裂》改成京剧，他提出敢不敢把走资派的级别写得高一点，敢不敢写到省、市级，写出斗争的尖锐、复杂和曲折。并表示如果样板戏不注意质量，就有可能被人攻倒。于会泳说：“样板戏被攻倒，这意味着什么，你们想过吗？你们是剧团的领导和创作干部，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演员杨春霞在1978年5月18日的交代材料中写道：“记忆中在有关《决裂》剧本改编会议上，于会泳讲到过《决裂》写走资派，可以写到县长、省长，甚至是部长。”

后来于会泳对以电影剧本为基础而改编的《决裂》彩排不满意，批评说像是一根绳上挂了许多茶碗。而这一稿是汪曾祺最后定稿付印的，薛恩厚曾对汪说：“救场如救火，你把唱词风格‘统’一下吧。”汪曾祺表示了为难情绪：“我们对‘三自一包’毫无感性认识，无从下笔。”

汪曾祺此时因“统战对象”的缘故，担任了京剧团革委会的委员。在这之前，汪曾祺发现于会泳有一段时间很沉闷，而在布置写《决裂》时又谈笑自如，若无其事。写《决裂》难度很大，他们很难跟上于会泳不断变化的要求，实在想不出办法，只好每人读有关“三自一包”的材料。

戏剧家马少波1978年5月23日所写的材料中，涉及了《决裂》修改一事：

于会泳提出增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新内容，要增加“三自一包”内容，用反对“三自一包”的情节贯穿全剧。

评论组逐场提意见，创作组接受不了，强烈地表示抵制。双方争执不下，我当时十分为难。既摸不清于会泳的意图，又不敢公然违抗。另方面我是赞同创作组的意见，并同情他们的困难。最后只有抹稀泥的办法：“请创作组同志们根据可以接受的意见自己去商定吧，考虑好就写本子，提纲不再讨论。”

1976年10月11日开会，原定汇报各自的写作设想，可是谁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暗地里已经知道“四人帮”垮台了。

就在那时，汪曾祺兴奋地告诉林斤澜：“知道‘四人帮’倒了，我是又解放，又解脱。”他从自己的角度感受喜悦，比别人多了一点自己的独特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