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海峡两岸处于极为严重的敌对状态中。贾亦斌当时在宋时轮将军的九兵团，从事对外联络工作。后来，他主动申请赴香港工作。蒋经国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命令情报特务系统的香港站站长王新衡，务必除掉贾亦斌这个昔日的兄弟。蒋经国还派出军舰在香港附近海域游弋，一旦捉到贾亦斌，就将他绑架到军舰上，押往台湾；如不能活捉，就采取“打闷棍”的方式将他处决。

那时的香港，国民党的特务活动十分活跃，贾亦斌可以说是如履薄冰，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当时，他就住在香港九龙旺角西洋菜街。有一天，由于工作需要，他与国民党的旧部约好在尖沙咀的半岛饭店会面。他们还没谈几句，就发现饭店周围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贾亦斌当即决定中止会面，迅速撤离。贾亦斌出了饭店就上了一辆计程车，发现后面有车跟踪，他指挥司机东拐西拐，接连换了三次车，才最终把“尾巴”甩掉。

改革开放后，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贾亦斌与蒋经国逐渐捐弃前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通过秘密通道进行联系。但是，造化弄人，蒋经国猝然去世，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联系很快就中断了。

因此，贾亦斌这次来港，着急约见父亲的目的显然很明确，除了叙旧，重温老朋友之间的友谊，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请父亲出面，为两岸和谈开辟新的通道。

贾亦斌如约登门拜访。老友相见，嘘寒问暖。父亲说：“有空过来吃饭，但不谈政治的事。”话虽如此，父亲还是抑制不住，自己先把话题扯到政治上去了：“中国民主的问题，时间不到，过早的民主，只会使人各自争取私人的利益，不会为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做贡献的。”

贾亦斌见父亲如此关切，便顺势请求他出面搭建两岸和谈通道。父亲在美国隐居三年，甫一到港，就接到经年未见的老朋友委托的重任，而且这个任务关系到两岸苍生，自然是慎之又慎。加上他此时对两岸的底牌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婉言谢绝道：“你说是来看我这个老友的，但谈来谈去都是这些政事。如果你要我回台湾去为你们做说客，是不行的。我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一来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根本不想这些事；二来我原就与蒋经国先生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是李登辉当家，我与你一样都是外省人，与他更没关系了。”

贾亦斌见状，怕父亲真的撒手不管，因此也不再遮掩：“我们知道李登辉是很尊重你的。目睹两岸骨肉同胞长期分离，难道老兄能置身事外吗？你听我说，我找你是有理由，而且非你不可，非你莫属。第一，你是能与李登辉说得上话的；第二，你在两岸政治圈中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了解两岸的政治和历史；第三，你的社会地位和威望在两岸甚至在国际上都是有巨大影响的。你说，除了你，还有谁能担此重任呢？”

有人说，父亲在台湾政坛上一言九鼎，其实这是过誉了。父亲从来不主动结交政治人物，相反，是台湾的各界人物或者倾慕于他那备受推崇的“国学”，或者希望借助他的名望，或者出于其他目的，纷纷交好于父亲。父亲广开门庭，有教无类，桃李满天下。一九六六年，父亲应蒋介石、蒋经国之邀，在台湾各地巡回演讲，在高雄冈山“空军”基地讲《中庸》时，倾心儒学及王阳明学说的蒋介石亲临现场，“前设布窗，坐在幕后听”。这之后，拜父亲为师求学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多数还是党政军各界的闻人要人，诸如“总政战部主任”王升、“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陆军一级上将”刘安祺、“调查局局长”阮成章、“海军上将”崔之道、“海军总司令部政战部主任”萧政之等。不过父亲从来也没有说过谁是他的学生，倒是这些人自奉为“南门弟子”，在台湾政坛上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