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中国军事顾问团顾问，后任云南文山军分区副司令员）：

那时候，我还以为国内战争结束了，这辈子我不再打仗了。

1950年初，我任第13军第37师第110团第2营营长，结束了滇南战役后从元江回到昆明，驻守飞机场。5月初的一天，突然接到命令，要我立即去师部报到。我马上进城到连云巷师部所在地，师长周学义告诉我，已经确定，派我去越南当军事顾问，立即出发去开远向军部报到。他还特意叮嘱：“此事绝对保密。”

我赶到开远，在这里遇上了从别的团抽调来的顾问。我们在一起学习了一段时间，主要学习党章、国际主义精神和军事。大约有一个来月，学习结束我们就去了砚山。当时，越军第308师刚刚来不久，由我军整训。我们走前军部开了一个挺隆重的欢送会，会后周希汉军长带我们去第308师，我被分在越军一个小团（营）任顾问。

一到任我就知道了，整训结束之后，进入越南的第一仗就由这个小团打。

李增福（中国军事顾问团顾问，后任昆明卫戍区司令员）：

那个时候我年轻呵，才23岁。

我是江苏沭阳人，1940年13岁的时候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第二年皖南事变发生，随着游击队“升格”，我就成了新四军战士。抗战胜利，我随黄克诚师长进军东北，又从东北一路打下来，到了广东、广西，那就是一路追击了。1949年底我军进了广西，一部分国民党残军就往越南跑，我在的第39军部队拼命追。追到了离镇南关六公里处，突然接到总部命令：就地停止追击，任何部队不得出关。

这样，我到了越南门口又折回来了。

1950年夏天，我们第39军集结到河南漯河整训，这时，我担任营长。有一天，我正在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突然接到了团长的电话：“张师长打电话来，要你带上一个警卫员、一个饲养员，全副武装，立即到团里来。”

我问：“什么事呀？”

团长说：“来了再说。”

我立刻离开会场，带上通讯员侯玉明和饲养员老陈，骑马赶到了团部。原来团长只知道要把我送到师部去。当下，我们套起一辆马车到了师部。师长张竭诚告诉我：“军里来电报，调你到中南军区，另有任用。具体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不管到哪儿，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我想，也可能把你派到艰苦的地方去。”

我立正向师长敬礼，说：“派我到哪里都行。”

马车接着往前赶，在哗啦啦的大雨中把我们三人送到了在漯河的军部。刚到军部门口，就见雨里站着军队列处（也就是干部处）的人，冲着我喊：“来的是李营长吗？”

一听我回答说是，他高兴坏了，说，不要进军部了，直接去火车站，票已经买好了，介绍信也开出来了，你直接去武汉报到。

就这样，马车把我拉到车站。只一会儿，火车就来了。

下半夜我到了武汉，想自己找到军区去，结果转了向，只好跑到一家铺子里给军区队列部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人可高兴了，说：“部长正等着你呢，派人到车站也没把你接着，这下你可不能乱跑了，我们马上派车去接你。”

小车把我拉到了中南饭店。我们四野抽调的干部都集中在这里了，我大概是最后一个到的。我一进饭店就遇上发东西：便衣、雨衣、皮鞋，还一人发一块英纳格手表、一支派克钢笔。这后两样当时可是贵重东西，我一下子变成富翁了。我想，这次执行的一定是个特殊任务。

发完了东西，大家一起去照相，得到通知明天动身去南宁。临走了，军区一位部长宣布：“你们是到‘越南工作团’工作。具体任务到南宁以后由工作团首长安排。”这下子，我才明明白白地知道，我要去越南打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