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见证者：“国际文坛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评奖侧记

2003年10月4日，在柏林的德国总统府旁边的TIPI大棚帐内，来宾们在蓝色的烛光和荧光下屏声静气地倾听英国作家伊莎贝尔·希尔顿宣布第一届“国际文坛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的获奖名单。在波兰作家卡普辛斯基作了题为《希罗多德和当代报告文学写作》的主题发言和终选入围的作家们朗诵了自己的作品片段之后，率先上台领奖的是中国作家江浩，他的报告文学《盗猎揭秘》获得了三等奖。接着上台的是获二等奖的国际知名的索马里作家法拉赫。最后，获一等奖的俄罗斯作家安娜·坡莉科夫斯卡娅从颁奖嘉宾卡普辛斯基手里接过了“国际文坛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奖座。

“国际文坛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是2003年新设立的国际文学奖，文学奖的设立者《国际文坛》（Lettre International） 是欧洲的一份极具声誉的文化人文季刊，在欧洲各国以不同的版本出版。在德国，《国际文坛》在文化人文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约可以同中国的《读书》相比拟（虽然二者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别）。德国的《国际文坛》同海外中国诗人杨炼、多多、北岛保持着密切联系，以某种遥远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

4月初，《国际文坛》通过杨炼介绍，邀请我担任报告文学奖的评委。我半开玩笑地问杨炼，我是以诗人还是学者的身份去参加评奖？这个问题的答案后来就日渐清晰，评委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作家、记者，不少人本身就是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者。我是和学者沾上边的唯一或少数之一，我甚至是和诗沾上边的唯一。事实的确是，我并不是一个报告文学的热心读者，尽管我知道报告文学在1949年后特别是“文革”后的中国曾经盛极一时，对《哥德巴赫猜想》和《第二种忠诚》的时代仍然记忆犹新。我甚至从理论上怀疑报告文学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世界，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更热衷于那些奇思异想的语言实验的诗人。但无论如何，报告文学的巨大存在是无可否认的，而近年来纪实文学包括口述文学的加入使这个文体更加芜杂和难以捉摸。而这个奖的评奖要求之一，是2000年以后首发的作品。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那时非典刚在北京开始蔓延，而我寻找报告文学的使命才刚刚开始。每个评委可以推荐两篇，语种不限。由于十几个不同语种的评委中，我是唯一来自中文世界的，我的努力自然会是推介中文的作品，哪怕是台湾、香港地区或者海外的。但在当时，除了一些朋友事先得知自荐了一些作品之外，我的起点是一片空白。我打算先从网上找到线索，再仔细查看，但网上所能找到的篇目似乎没有太多能符合评奖的基本要求和我个人的美学政治标准。无奈之下，我询问了报告文学界的几位大腕、学界的专家，他们自荐和推荐的篇目也成为考虑的对象。我甚至还考虑过曹锦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终因太不文学而放弃。

在寻找的过程中，我自己的标准也不断地明朗起来。如果报告文学无法定义，至少可以有反定义：如果说不清它是什么，至少可以确定它不是什么。它首先不是历史，因为它必须是亲历的，一手数据的，或至少有一手采访资料的。再者，它也不是访谈实录，因为作者必须安排、加工，作者不只是录音设备。另外，如果它不是绝对客观的，它也不是彻底主观的，这样，自传性作品和纪实文学中很大一部分都不符合，因为报告文学必须是基本有关他人而不是自我的，尽管自我的参与是一个重要因素。不少佳作由于不符合基本要求而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