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学者，比较追赶潮流的，无不大用特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作研究。大家或对马克思主义马首是瞻，或对心理分析学心向往之，或对佛莱崇奉如对佛祖，或与结构主义结了不解之缘，或对女性主义顶礼如对圣母或圣女；到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流行的时候，中华学者便都成为“后学”，见贤思齐唯恐不及。上述种种主义的提出者、发明者、叱咤风云者，都是洋人。华人学者在国际文学理论的舞台上，大抵是角色可有可无，声音非常微弱（1）。刘若愚颇具雄心的《 中国文学理论 》（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2） 等书，用英文这国际语言撰写的，出版至今三四十年，有多少西方学者征引、介绍、推崇过？

中华学者“拿来”西方理论，大用特用，全盘地用，大概基于外国月亮圆、外国理论好的心理，也可能因为大家认为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形势逼人，如果不用就不够国际化、全球化。认为外国理论好的中华学者，往往崇洋之外，还抑华。研究中国文论的学者中，“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西洋人善于思辨和分类，中国人则否；服膺王国维及其《 人间词话 》的叶嘉莹则说：西方人善于“科学推理”，中国人反之。近年的某些论调如出一辙，有“古代文论没有现成的理论体系”、中国文化从“周易开始就是模糊的”等说（3）。真不知道“国学大师”及其后学的古书是怎样读的。《 礼记 》、《 管子 》、《 吕氏春秋 》、《 史记 》、《 文心雕龙 》等书没有思辨、科学推理、分类、体系？

西方有一位汉学家，也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语言是用典故的、用比喻的”；“批评家极爱用关键词，同时对界定这些词语的问题几乎全无兴趣”；中国古代极少“全面的、完整的理论著作”（4）。有这样的帮腔，也可说是谋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帮凶，中国古代文论要被判极刑了。不认为中国古代文论该死，只认为逼于全球化国际化才无奈地采用西方理论的中华学者，在回顾、检视中国古代文论之际，乃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主张，希望采取、调整、重建中国古代文论，把它转化为今天可用的文论，为它建立今天可用的文论体系（5）。

在议论如何“转换”中，有人认为“虚实相生”、“风骨”等概念有中华特色，有人对“意境”说特别锺意，认为可以提倡。“转换”这个议题出现了十多年，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人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转换”后建立体系的具体主张。在这样的空间，廖化做先锋，笔者于本文尝试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以供中华文论界参考、批评，看看能否凝聚一些共识。笔者建议以《 文心雕龙 》为基础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要成为一个稳健、适切可用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它必须首先具备体系性，又要有恒久性，还要有普遍性和实用性。普遍性指和西方的经典文论多有相同、相通之处。《 文心雕龙 》正具有这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