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们：“戈洪兴是不会见你们的，因为他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刚才已经被你们吓跑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们还是走吧。”这时候我才明白戈洪兴确实是躲起来了。在戈洪兴家门口围着我们问这问那的这群人里，有不少妇女操着外地口音。我由此联想起那些墙上写的“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的标语，才有些明白村里人为什么如此警觉。

我的感觉后来得到了证实。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野一带的村庄因为贫穷，很多年轻小伙子娶不起媳妇，于是人贩子把一些四川、安徽等地的女子骗到这里贩卖。村里一些穷人便买了这些女子来做媳妇，他们是怕有关部门来暗查非法买卖人口的事。此外，村里的养猴人因为在家里养猴子，也经常被有关部门以“保护动物”的名义进行查处和罚款。因此，他们对来这里的陌生人一直有很强的警惕性。

看来不可能见到戈洪兴了，无奈之中，我们俩打算离开冀湾村。不过我还是有些不死心，张牛儿说：“要不咱俩去找村支书，他是领导，不可能不接待我们。”于是我们俩前往村支书家，边走边问，村里人远远地指着一道围墙，说：“那就是支书的养猪场。”

他家养了好多猪，闻着臭味就找到了。在养猪场门口，一个正在收拾饲料的妇女打量了我们好一阵，一脸不信任地说：“支书不在家，你们要卖什么东西还是去别的村看看吧，我们村里没有钱。”她这么一说，把我们俩弄糊涂了。我说：“我们什么也不卖呀！”她一脸疑惑地问：“不卖东西，找村支书干吗？”我们俩费了好大的劲给她解释：“我们是来拍摄照片的，是拍村里耍猴人生活的题材，就像中央电视台那个《百姓故事》一样。”她又问：“那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能不能让我们富起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下子被她给噎住了。她接着说：“前几天有个女的拿了很多笔记本、钢笔和圆珠笔，还拿着县里领导的条子来找村支书，非让买她的东西，还有一些人拿着衣服、帽子来找村支书卖。你们俩肯定也是来卖什么东西的，是不是卖照相机的？就直说了吧。”我说：“我们真不是来卖东西的，你把支书找来一说就明白了。”

她说她要喂猪，等她把猪喂完再给村支书打电话。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原来是村支书的老婆。

我们俩等了近一个小时，村支书鲍白祥才骑着摩托车回来。他身高差不多有一米八，身板很壮实，有村干部的范儿。冀湾村和鲍湾村相邻，鲍白祥是鲍湾村的老支书，年轻时是一名空降兵。跟他讲明我们的拍摄意图后，我又拿出我当时的河南省摄影家协会的会员证给他看。我留了个心眼，没有给村支书看记者证，那样会让他心存疑虑—作为村干部，他是最怕记者来曝光什么事的。

在我们和鲍支书交谈的过程中，鲍支书的老婆在旁边不时地问：“他们是来卖啥东西的？”边说边使眼色，怕他上当受骗。鲍支书对她一挥手，说：“去去去，瞎说啥。人家是摄影家协会的，来拍耍猴的，不是记者，也不是卖东西的。”鲍支书这么一说，他老婆这才对我们施以笑脸。

谈完之后，鲍支书骑着摩托车又出去了，一会儿，他带来了鲍湾村猴场的一位老板张云尧，说：“这就是村里养猴子的，有什么事情找他就行。”

于是，我们跟着张云尧去了他家。张云尧30多岁，身材比鲍支书还魁梧。他不像村里其他的耍猴人那么怕事，但也很谨慎，跟我们说话时谨慎有礼，还有些江湖气，感觉得出是见过世面的人，有其他人缺少的胆量和气度。

认识张云尧以后，在他的帮助下，我才得以进入江湖耍猴人的群体中，开始拍摄他们的真实生活，并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和这些牵着猴子走江湖的人结下了非同一般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