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云尧家的第三天下午，我们正在院子里聊天，50多岁的耍猴人张志忠来了。坐下后，他的上衣口袋里露出一只小猴崽。看到我们这些生人的面孔，小猴崽有些胆怯，伸出头四处张望，不肯离开张志忠的口袋。张志忠说，这只小猴崽出生时母猴就死了，他用奶粉把它喂到一岁多，小猴崽每天都和他形影不离，把他当成了亲人。

张志忠十几岁就开始跟着师傅学耍猴，还清楚地记得师傅教的很多规矩：

首先，每天早晨起来后，不许说“豺狼虎豹”四个字，因为对猴子来说这些都是凶物，如果说了这四个字，耍猴人今天就会不吉利。还有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词语，也必须改说江湖上的行话，如：头发叫“苗须”，鞋子叫“洒落子”，上衣叫“叶子”，裤子叫“脚杆子”，吃饭叫“抿塞”，筷子叫“钎子”，碗叫“叉子”，香烟叫“草条”，白糖叫“憨子”，酒叫“山子”，盐叫“沙子”，猴子叫“跟头子”，老虎叫“巴山子”，钱叫“锤”或“镏子”，锣叫“哄子”，当兵的叫“楞仔”，女人叫“彩儿”，媳妇叫“铲”，姑娘叫“骨朵”，老头叫“老旬”，中年人叫“旬”??每到一处先要问问“地平不平”，意思就是安全不安全。

这些行话让行走江湖的耍猴人能更隐秘地交流，不过如今已经少有人用了，很多40岁以下的耍猴人都未必知道。张志忠还说：

“一根扁担两口箱，猴子驮在肩膀上。”那时候耍猴人被称作“挑子”，一班人就是“一个挑子”。

“挑子”也是有讲究的：箱子分为头箱和二箱，头箱里放置的是猴子的面具、帽子、衣物；二箱里放置的是一些杂物。行走江湖时，头箱必须在前面，换肩膀挑担时也要如此。休息的时候，不能一屁股坐在头箱上—屁股是排污泄秽之地，会使耍猴的收入减少。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箱子里有藏钱的机关，不能让人看出来。要是违反了这些禁忌，掌班师傅就会给予严厉的训斥。

张志忠告诉我：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大概16岁吧。当时耍猴被定为“四旧”，谁家有猴子就在谁家门上写标语—“猴子是有害无益的，它要和人争吃粮食”“猴子对人民无利，要除掉”。

有一天，红卫兵戴着红袖章到有猴子的人家里，逼着主人把猴子打死。没有办法，这家主人拿起榔头打猴子。由于不忍心，第一下没把猴子打死。聪明的猴子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倒在地上后又站起来，给主人敬了个礼。主人更难过了，可红卫兵不干，逼着他再打，第二下就把猴子打死了。我当时就在旁边。这样还不算完，还要把家里耍猴的锣、小车、扁担、箱子通通砸碎。

那时候，一些耍猴人不想打死自己的猴子，就把它们藏在红薯窖里。猴子也很聪明，一听到院子里人声喧嚣，就趴在地窖里不吭声。一旦查出家里藏有猴子，红卫兵就会把猴子的面具、帽子、衣服挂在耍猴人的脖子上，拉出去游街示众，还要开批斗会，给耍猴人定罪。

那时候，在施庵、沙堰、范集等乡镇的十几个村庄里，被红卫兵逼着打死的猴子有上百只。

1970至1976年期间，新野境内只有在遭遇旱灾、水灾、虫灾，地里收不到粮食的情况下，公社才批准耍猴人出去耍猴赚钱，回来后，要按外出的天数每天交一块钱—交一块钱，耍猴人便可以记上10个工分，这样才能分到春秋季的粮食—剩下的才是自己的钱。即使这样，耍猴也能赚不少钱，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赚二三十块，而当时一个工人的月工资是30到60块。相比之下，现在外出耍猴的收入已大不如以前了。

1976年之后，不准外出耍猴的规定开始逐渐放松，但需要先到大队交25块钱开证明，拿到证明，再到乡文化馆盖章后，才能上路。证明上写着：

兹有我大队公社社员×××前往贵地，进行猴戏文化演出，请给予接洽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