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园里，工作人员从冰柜里拿出了那具冻得僵硬的猴子尸体，鲍风山抱着猴头痛哭不已，像失去自己的亲人一样痛苦。鲍风山说这只猴子阿丹和他相伴多年，和他结下了深厚感情。它是玩猴戏的主角，啥节目都会表演，非常聪明，有灵气，通人性，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阿丹跟随他的十年当中，演猴戏赚的钱，先后供养了家里的两个大学生，是家里经济收入的顶梁柱。

鲍风山询问公安人员猕猴是不是被打死的，公安人员说是它自己病死的。

鲍风山原打算把猴子的尸体带回家安葬，无奈猴子的尸体开冻后无法携带，四个人只好找了个林子，把它埋葬了。

当天晚上，他们就乘车回家，离开了这个让他们心惊胆战的地方。

虽说耍猴人已经回到家中，但就此案本身来说，还存在着诸多疑点。比如为何警方主动为涉案艺人办理取保候审?为何耍猴人在讨要猴子发生争执后，却等来起诉书? 为什么把他们送到80多公里外的东京城检察院、法院，而不在牡丹江市的基层法院审理？猴子在他们的保护下死亡，是谁的责任，谁来赔偿？

10月4日，利用国庆节假期，我来到了新野县鲍湾村，想见见这四个耍猴人，让他们讲述一下这次在牡丹江街头耍猴被抓的真实经过。

10月5日上午，在张俊然家里，我见到了这四个耍猴人。在乡村，从牢房里刚释放出来的人，自己都感觉低人一等，见人都会有些弯腰恭维的举止，不敢跟人对等站立，看起来他们还惊魂未定。

我和他们聊了两个小时。通过他们的讲述，我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让他们害怕。和那些手中掌握了国家赋予的权力的人相比，几个耍猴人显得多么卑微。权力一旦被滥用，就会给民众带来莫大的恐惧。

2014年6月23日，鲍风山、鲍庆山、苏国印和田军安四人牵着六只猴子从新野家里出发，前往东北耍猴卖艺。他们乘坐长途汽车，第一站到了沈阳。在沈阳，已经有了一班耍猴人在街头表演。按照他们的江湖习惯，耍猴人的班子不能彼此拆台，一方已经在这里耍猴，另一方就要另寻地方。于是他们就继续乘车到了哈尔滨，在市郊耍了半个月猴。

7月9日中午，四人又乘车来到了牡丹江市，在那里耍了半天猴戏，第二天上午，他们就被前来的森林公安局的警察带走。

鲍风山第一个向我回忆了事情的经过。他生于1963年，家里有四口人、五亩地，有30多年的耍猴经验。人看着廋小，但很利索，是一个不惹事、不怕事的人，遇事敢于和人讲道理。他说：

7月10日中午，我和田军安在牡丹江市东安区文化广场步行街里玩猴。步行街人很多，比较容易吸引人，能多赚钱。中午的时候，按照惯例，城管、公安、管理人员都去吃饭了，我们就能钻会儿空子。没有想到，我们俩刚耍了不到20分钟，两个身穿公安制服的警员就来到我们面前，没有出示证件，也不说他们是干吗的，就说跟他们走。我们俩也是在江湖上行走30多年的人了，一看来势不对，就赶紧对他们说：“你不让我们耍了，我们马上就走。”我们俩赶紧拉起猴子就走，两个公安就在我们身后跟着。跟了有一公里的路程，在一个十字路口，他们让我们站住，要等他们一个领导来看看怎么处理。

我们两个就在路边等。一会儿来了一辆轿车，车上下来一个身着便服的人，指着我们说：“把他们带走。”那两个人要把我们往车上推，我们争辩说：“为什么要把我们带走？”猴子一看我们要被抓走，也对抓我们的人吼叫。田军安不愿意跟他们走，让他们出示证件，有个人就推搡田军安说：“你小子不老实是不是？”说完就抓着田军安的头往车里按。

田军安，1966年生，家里有12亩土地，在这四人当中家境算是比较好的。他耍猴有近20年了，在四人当中身体是比较壮的，身高有一米七四，但其实胆小怕事，属于背后敢说话出主意、当面怕事的人。他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