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写商州已经多年，但在商州的故事里浸淫太久，《废都》里的人事也带有了商州的气息，如我们所说的普通话。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传统的村社文化仍影响甚至弥漫着城市——当今改革最头疼的是那些庞大的国营企业，而这些企业几十年人员不流通，几代人同一科室或班组，人的关系错综复杂，生产素质日渐退化，这种楼院文化现象与村社文化已没多大区别，不能不使企业的发展步履艰难。——放眼全球的目光看去，我们许许多多的城市，实在像一个县城，难听点，是大的农贸市场。这就是中国的特点!作为一个作家，写什么题材不是重要的事，关键是在于怎么去写，当商州的故事于我暂放下不写的时候，我无法忘掉商州，甚至更清晰地认识商州，而身处在城市来写城市，商州常常成为一面镜子，一泓池水，从中看出其中的花与月来，形而下形而上地观照我要表现的东西了。现实的情况，城与乡的界限开始了混淆，再不一刀分明，社会生活的变化，需要作家在关注城市的同时岂能不关注农村，在关注农村的同时也不能不关注到城市，现时的创作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方法，再也不会类同西方国家，也再也有别于我们前辈的作家，不伦不类的“二一子”，可能更适应实际，适应我们。

商州曾经是我认识世界的一个法门，坐在门口唠唠叨叨讲述的这样那样的故事，是不属“山中有一座庙，庙里有一个和尚”的一类，虽然也是饮食男女，家长里短，俗情是非，其实都是借于对我们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认识上的一种幻想。我寄希望于我的艺术之翅的升腾，遗憾的是总难免于它的沉重、滞涩和飞得不高，我归结于是我的宿命或修炼得不够，也正因此我暂停了商州故事的叙说，喘息着，去换另一个角度说别样的故事。但是，不能忘怀的，十几年里，商州确是耗去了我的青春和健康的身体，商州也成全了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我还在不知疲倦地张扬商州，津津乐道，甚至得意忘形。我是说过商州的伟大，从某一角度讲，没有商州就没有中国，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秦国之所以能统一得助于商鞅之变法，而变法的特区就是商州。许多年里，是有过相当多的人读了我的书去商州考察和旅游，回来都说受了骗，商州没有我说的那么好，美丽是美丽，却太贫困，且交通不便，十分偏僻。但是，他们又不得不对商州的大量遗属保守在民间口语中的上古语言，对有着山大王和隐士的遗传基因所形成的人民的性情，对秦头楚尾的地理环境而影响的秀中有骨、雄中有韵的乡风土俗叹为观止。文坛上，对我的作品的语言和作品中的神秘色彩总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我古典文学的底子好，足风标，多态度，一种认为故意行文文白夹杂，故意耍魔幻主义。说好说坏其实都不妥，我没有学过多少古文，也不是人为耍魔幻，是商州提供了这一切。

当然，在我讲的故事里，商州已不仅是行政区域的商州，它更多的是文学中的商州，它是一个载体，我甚至极力要淡化它。事实也是如此，当我第一次运用这个名称时，这个区域名为商洛，商州只是历史上的曾用名，只是这些年，商州二字才被这个地区广泛应用赫然出现在商场、旅馆、货栈、产品的名称里，最大的中心县改市后，也叫商州市。

从事地方行政的人士，尤其一些地区、县的领导干部，多年里已经习惯了一种思维，当他们向上级部门索要补贴和救济时，是极力哭诉自己的贫穷，贫穷到一种乞相，当他们论到政绩时，所辖之地的形势总是好的，而且越来越好。不可避免，我开始向世人讲叙商州的故事，商州人是并不认同的，他们把文学作品当做了新闻报道，家丑不能外扬，我得罪了许多人，骂成“把农民的垢痂搓下来给农民看”，是“叛徒”，“不肖之子”。时间过了十数年，商州在认识外边世界的同时，也认识了自己，他们承认了我这个儿子，反过来就热情地给我以爱护、支持和培养。多年来，上至更替的每一届的书记、专员，下至乡长、村夫、小贩、工匠、教员、巫婆、术士，相当多的人成为要好的朋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这里都清清楚楚，商州在省城设有办事处，那是一办，我家里人戏称二办。

一九九三年，我被流言飞语包围着，顽固的乙肝、病痛又逼使我卧上了医院病床，有人送来了一大沓照片。中国中部十二个中小城市经济交易会在商州举办，商州的一次大型社火游行的活动中，竟有一台社火芯子扮演的是我。商州的社火很是出名，芯子的内容历来都是诸神圣贤，历史传说，将现当代人事扮演了抬着招摇过市几乎没有，尤其一个作家，在当时褒贬不一的人。况且，装扮的“贾平凹”脚下是数本巨型书，写有《废都》《浮躁》《天狗》等。我还不至于是个轻薄人，但这一堆照片令我热泪盈眶，商州人民没有嫌弃我，我应该“默雷止谤，转毁为缘”，也为我没有更好的作品问世深感羞愧。

既然我选择了作家的职业，而且继续工作下去，讲述商州的故事或者城市的故事，要对中国的问题作深入的理解，须得从世界的角度来审视和重铸我们的传统，又须得借传统的伸展或转换，来确定自身的价值。我不是个激情外露的人，也不是严格的现实主义者，自小在雄秦楚秀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中长大，又受着家庭儒家的教育，我更多地沉溺于幻想之中。我欣赏西方的现代文学，努力趋新的潮流而动，但又提醒自己，一定要传达出中国的味道来。这一切做来，时而自信，时而存疑，饱尝了失败之苦，常常露出村相。曾经羡慕过传统的文人气，也一心想做得悠然自得，以一以贯之的平静心态去接近艺术，实践证明，这是难做到了。社会转型时期的浮躁，和一个世纪之末里的茫然失措，我得左盼右顾，思想紧张，在古典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参照系里，确立自我的意识，寻求立足之地，命运既定，别无逃避。

中国人习惯于将文学分得十分之细，甚至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步，我的商州的故事，曾被拉入过乡土文学之列，也拉入过寻根文学之列，还有什么地域文化之列。我不知道还会被拉入到什么地方去，我面对的只是我的写作，以我的思考和体验去发展我的能力。商州的故事，都是农民的人事，但它并不是仅为农民写的，我出身于乡下，写作时也时时提醒自己的位置和角度。也正是如此，说得很久了的那句“越是地域性，越有民族性，越是民族性，越有世界性”的话，我总觉得疑惑。剪纸、皮影，虽然独特，但毕竟是死亡的艺术，是作为一份文化遗产仅供我们借鉴的资料，它恐怕已难以具有了世界性，如果我们不努力去沟通、融会人类文明新的东西，不追求一种新的思维新的艺术的境界，我们是无法与世界对话的。在所谓的乡土文学这一领域里，我们最容易犯墨守成规的错误，或者袭用过时的结构框式、叙述角度和语言节奏，或者就事论事，写农民就是给农民看，作一种政策的图解和宣传。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无疑是宏大的，而传统文化也需要发展和超越，问题是，超越传统的人必是会心于传统这种神妙体验的人，又恰恰是懂得把自己摆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危险境地，孜孜以求那些已经成为传统的不朽之点的。

我在做这些思考的时候，我时时想到商州，我说，商州，永远在我的心中，我不管将来走到什么地方，我都是从商州来的。商州的最大的河流是丹江，当然还是这条水，它再流就成了汉江，再流就成了长江。正如此，我不悔其少作，更不自己崇拜自己，我同意这样的一套书编辑问世，为的是我要继续行路，过去的便束之高阁。

1994年4月27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