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陈思和是从研究具体作家作品起步的。他最先研究的是巴金。

还在做学生的时候，他就和他的同学李辉潜心于研究巴金，从《文学评论》发表了他们的第一篇论文以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巴金的文章，终于集腋成裘，编就了一本二十多万字的《巴金论稿》。这对于刚刚离开大学校门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本书的主要特色，正如贾植芳先生所言：“是把自己的论题建立在充足的资料基础之上，在吸收和借鉴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开拓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和中心。”（《巴金论稿·序》）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培养了陈思和在科学研究中至为重要的一种作风：“把自己的论题建立在充足的资料基础之上”，不作无根据的推想和主观的臆断，注意于扎实的、艰苦的分析和研究。

陈思和本来可以顺顺当当地在现代文学领域里继续耕耘下去，凭他的勤奋和扎实，是不会没有好成绩的。但是，他却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新的标竿，选择了一条较之先前的研究远为艰难也远为开阔的目标：把现当代文学打通起来，将中国新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来研究，探求其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从一九八五年开始，陈思和就着手对中国新文学的整体研究。他的这一工作几乎是与黄子平等人同步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他的工作是对黄子平等人的不足的一种补充，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过于概略和简约的构想具体化了（当然，黄子平等人后来也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命题），落实到对文学史上的一些具体问题（仍然是从宏观角度）的研究。这些具体问题在陈思和那里就演化为如下的论题相继问世：《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现代主义》、《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忏悔意识》、《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圆形轨迹》、《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浪漫主义》、《同步与错位：中西现代文学比较》……

陈思和的这一系列文章对中国新文学运用了“整体观”的视角，而其所采用的方法则被他自己命名为“史的批评”法。关于这种批评方法，他自己作过如下的解析：“与其说是力图沟通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界限，还不如说是试图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新文学史上的某些既定的偏见；站在今天的高度来重新认识、评价以往的文学现象，并在历史的观照下，推进当代文学以至文化的进步。”（《方法、激情、材料》，《书林》一九八八年第七期）因此，作为这种方法的灵魂的，则是一种现代意识——一种当代人的文化眼光和批判激情，唯其如此，才能突破既定的结论，对问题作出新的解析。我在陈思和的许多文章中都读出了这种眼光和激情。

陈思和之引人注目，不是始于他的巴金研究，而是始于他对中国新文学的整体研究；但是，如果没有早先几年在巴金研究中所锤炼出来的那一套实打实的硬功夫，那也难以达到如今这样的成绩。在文学研究领域，才气和灵气固然重要，但单靠才气和灵气，没有扎实和艰苦的工作，那是难以有真正的学术建树的。当然，如果陈思和仅仅停留在前几年巴金研究的水平上，而没有上升到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整体把握，那么他很可能仍然被淹没在同一层次的许多研究者中而难以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