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能救我？一些电话救了我。一个女友来电话说：“要是把你送到西伯利亚去，不必害怕。那里可美了。”（笑）她当时正在西伯利亚旅游，可喜欢那里了。表姐也从基辅打来了电话：“到我们这儿来吧。我把钥匙给你，可以在我们的别墅躲避一下。在这里没有人能找到你。”“我又不是罪犯，我不会躲起来的。”父母每天都打电话来：“你在干什么？”“在腌黄瓜。”我那时候整天在家用开水煮腌菜的罐子。心情当然很纠结。不读报纸不看电视，只看侦探小说，一本接一本地读。电视机只能带来恐惧，报纸也是。

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人人都以为我们分了党的钱，或者我们每个人都有石油管道的份额，至少也有个小加油站。反正我是既没有加油站，也没有商店，也没有摊位。那种人现在叫作“买办”。“买办”“倒爷”……伟大的俄罗斯语言里都找不到这些词汇：份子钱、兑换走廊、国际货币渠道……我们都用外语说话了。我回到学校教书，带学生们重读最喜爱的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作品。其他人怎么样？我的同志们的命运各自不同。一位指导员自杀了，党委办公室主任得了精神分裂症，在医院躺了很久。有人成了商人——区委第二书记成了电影院院长。还有一个区委指导员成了牧师。我跟他见过面，谈了好久。人可以等待第二次生命。我很羡慕他。想起来了……我还在一家画廊工作过，我记得，有一幅画，画面很亮很亮，一个女人站在桥上看着散发着光芒的远方。看着这张油画，我久久不想离开，离开又转身回来，她太吸引我了。我也可以有另一种生命。只是我不知道，那时候又会是怎样的一种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