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汉文乃视官文字，非听官文字。凡象形会意之文字，乃视官的文字；而字母谐声之文字，皆听官的文字也。”胡适对视官文字的不满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对晚清以来王照等人搞拼音字母的努力仍有不满，说：“他们明知汉字汉文太繁难，不配作教育的工具，可是他们总不敢说汉字汉文应该废除。”“他们明白音标文字是最有效的教育工具，可是他们总不信这音标文字是应该用来替代汉字汉文的。”

连汉字的命都要革掉，因汉字的特殊性造成的对仗更不在话下了，所以胡适主张“不讲对仗”。他认为，因音义对仗而成就的骈文与律诗，除了禁锢写作者的自由，一无是处。他说：

《咏怀古迹》五首，也算不得好诗。“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实在不成话。“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是律诗中极坏的句子。上句无意思，下句是凑的。“青冢向黄昏”难道不向白日吗？一笑。他如“羯胡事主终无赖”，“志决身歼军务劳”，都不是七个字说得出的话，勉强并成七言，故文法上便不通了。—这都可证文言不易达意，律诗更做不出好诗。

胡适完全不能够理解，律诗的偶句，上句是“情生文”，下句就差不多是“文生文”了，也就是胡适说的“凑”和“并”，只不过“凑”得或者“并”得有好有不好而已。所以对仗乃是人工化的自然，其词句相互间的抽象关系，比与现实世界与心灵的对应来得更重要。胡适所谓“须讲文法”，要的是一个“通”字，就像他所谓“须言之有物”要的是一个“真”字一样：“宋以后，做诗的无论怎样多，究竟只有一个‘通’字为第一场试验，一个‘真’字为最后的试验。凡是大家，都是经过这两场试验来的。”可是，现代写作常常扭断语言的脖子，所以往往“不通”；同时，现代诗学自认为处理的是“假的陈述”（pseudo-statements），所以往往“不真”。可胡适无处不在的理性，居然会提醒他“青冢”既“向黄昏”也“向白日”！

第三点，不避“文之文字”，也就是《文学改良刍议》里“八事”之末的“不避俗字俗语”。但是我不想局限在俗字俗语上来讨论胡适的诗的语言观。胡适说不避Prose diction，所以他又反对Poetic diction，即“八事”之五的“务去滥调套语”，如“玉楼”“锦字”“寒窗”“孤馆”之类，都不是口语中可能出现的词汇。胡适对诗的看法过于简单，他一味强调自然，甚至说五七言诗都不合语言的自然。那么什么才是自然呢？当然是作文与说话：

我认定了中国诗史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近世诗人欢喜做宋诗，其实他们不曾明白宋诗的长处在哪儿。宋朝大诗人的绝大贡献，只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

论者都说这个“作诗如作文”是混淆了诗与文的界限；“作文如说话”又混淆了诗与日常语言的界限。在胡适看来，词语不过是去那物的世界的直通车。他单知道Poetic diction是磨损太甚了的，却不知道Prose diction磨损更甚。正因为这种磨损状况，所以现代诗人大抵上都像瓦雷里一样，认为诗就是在语言中再造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是形而上的，超越一切口语与书面语，超越普通的语法，而进入另一现实，即波德莱尔所说的另一个世界的真实。有论者说：

现代语言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话语和文学话语之间的分离。古典作品的“表面”是从它们预想并歌颂的社会结构和语言结构的真实性中吸取力量，并与这种真实性保持一致的，而现代作家则不能取得这种一致性。他们不得不首先拆除传统世界的结构，并“炸毁”语言，然后才能创造恰当的语言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