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功通神——杜甫与瓦雷里、艾略特诗的创作论之契合

在中国古典诗人中，杜甫最具有艺术上的自觉意识；而在西方现代诗人里面，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与托马斯·斯特恩·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也对创作过程中的思维活动有特别强烈的关注。将他们的诗论放在一起就会发现，其间有太多惊人的契合。

与瓦雷里、艾略特一样，杜甫的写作最突出一点，就是创作与批评的高度结合。杜甫《解闷十二首》之七曰：“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在杜甫那里，“能事”与“苦心”是统一的，然而他更经常地强调的是后者。所以他又说：“更觉良工心独苦”（《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意匠惨淡经营中”（《丹青引》）。正因为写作中的苦心经营，所以杜甫的创作论又特别紧密地结合了批评观，“论文”二字，在他的诗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如“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会待妖氛静，论文暂裹粮”（《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论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范二员外邈、吴十侍御郁特枉驾阙展待，聊寄此作》），“把酒宜深酌，题诗好细论”（《弊庐遣兴奉寄严公》），等等。托名李白所写的那首“饭颗山头逢杜甫，……总为从前作诗苦”，很能代表一般人对杜甫苦吟的印象，尽管“苦吟”二字对于别的诗人来说，往往潜含了智短力绌的意思。

事实上，瓦雷里和艾略特也可以划归“苦吟”型诗人。他俩都明确指出了批评与创作不可须臾分离的关系。艾略特在《批评的功能》中认为：“的确，一个作家在创作中的一大部分劳动可能是批评活动；是筛滤，组合，构建，抹擦，校正，检验：批评的令人生畏的辛劳，一如创造。”瓦雷里则在《诗与抽象思维》中说：“凡是真正的诗人必定是第一流的批评家。若对此有所怀疑，就根本不要设想什么是脑力劳动，这是一场与时刻的不平等、结合的偶然、注意力的涣散、外部消遣进行的抗争。”所以，他主张作者在写作中都得树立起一个奇特的信念：“心中要有一个永恒的老主顾。”这样理性的姿态，使得他俩与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神灵附体的诗的发生学格格不入，而一心拆解浪漫主义迷思。他们对创作中的种种批评情状兴趣最浓。艾略特认为瓦雷里比别的诗人都更执着地研究写诗过程中诗人自己的心智活动，而他承认自己就同样的主题也写过一些东西，所以雷纳·韦勒克说，“他本人的诗论多少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强调的是脑力劳动，诗体形式和诗节形式以及结构。”在为瓦雷里的诗论英译本所写的序里，艾略特清楚地指出了这一重视人工安排的西方诗学渊源，最早的是贺拉斯的《诗艺》，最近的是爱伦·坡的《写作哲学》。

这就不难理解，杜甫与瓦雷里、艾略特在谈论诗的创作时，都有极精湛的见解，而且出奇的一致。当然，瓦雷里和艾略特对诗的写作过程中的各种劳动，以及这些劳动的性质、状况、目标的详细描述，与杜甫以诗论诗的扼要表达当然有繁简之别，但是，他们的论述，看起来简直就像是杜甫相关论点的注释和引申。所以，我打算在下面的比较分析中，以杜甫为经，以瓦雷里和艾略特为纬，援引后两者来释读前者，更期望能够相互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