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瓦雷里，还有艾略特，对“精微穿溟涬”是深有体会的，但对于“飞动摧霹雳”，似乎终有一间而未达。

四

杜甫与艾略特、瓦雷里在诗的创作论上有太多的契合，我认为，不光是他们都有着极端严肃的写作态度就可以解释得了的。杜甫有很多诗，如《登楼》、《登高》、《宿府》、《旅夜书怀》、《江汉》等，都属于具体而微的“独居深念”之作，到了《秋兴》八首尤蔚为大观，其内倾的声音、音乐的思维、心理的逻辑等各个方面，与瓦雷里的《海滨墓园》和艾略特的《四首四重奏》等极其相似：都是从孤独的内省出发，沿着隐秘的个人经验的曲线，而非遵循理性的语言秩序，展开一系列抚今追昔的冥想。这些诉诸内心的独语，以主题的不断变奏与声音的交织变化而形成几个乐章式的音乐构造，用艾略特的说法，“与其说是‘抒情诗’（lyric poetry），还不如说是‘冥想诗’（meditative verse）。”相同类型的诗一般都会用相同的方法写成，所以，杜甫与这些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在写作机制上的一致性，一点也不会让我们奇怪了。

在重大的诗学问题上，杜甫与艾略特、瓦雷里往往持论相同或相通，如杜甫对前人遗产的全面继承，他的“转益多师是吾师”的态度，他的“借古语以申今情”的用典习惯与能力，与艾略特十分接近。甚至当杜甫说，“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他与主张文学应该对真理负责、对世道人心有所担当的晚年艾略特也是会心不远。而杜甫对“律”、“法”的高度强调，对诗的音乐的对位法的重视，又与瓦雷里极为相似。在实际写作的语言与形式上，杜甫兼有艾略特的口语化和瓦雷里的书面语倾向，而且，他在古体诗与近体诗几乎所有形式上都是大师，而瓦雷里毕生只写格律诗，艾略特也几乎只写自由诗。可以说，杜甫比这两位现代西方诗人更其广阔，他是瓦雷里所称道的这样的诗人：“达到了人类天性从其任意性的掌握中能够获得的必然性的最高程度”。

本文比较研究的重心是杜甫与瓦雷里、艾略特关于诗的创作过程的看法。中与西、古与今这几位大诗人的诗学论述，偏偏首先落实到如此具体的技术层面上，这对我们当下的写作意义何在？我想，对于牢记着“诗要用形象思维”这一教导的我们来说，了解一下“诗与抽象思维”的重大关系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以为，诗用不着锱铢必较的计算。自新文学发生以来，一般读者心目中的诗人典型，还是天马行空的郭沫若、天花乱坠的徐志摩这样的浪漫诗才，主流文学理论对诗人作为匠人的一面也贬损太过，杜甫式的注重斟酌和推敲的诗学被拘囿在狭小的修辞范围里，而不曾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上。何况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深刻影响，我们对探索潜意识与非理性乐此不疲，特别是超现实主义风行至今，诗人的注意力过于集中在“任意性”上面。问题是，超现实主义极端的自动写作再次将诗的荣耀归于神灵附体，却反而将写作的品质降低为扶乩，仿佛一首诗只是任由词语在失重状态下随机碰撞的结果，人们对大脑在清醒状态下把握“必然性”的认识已然不足。殊不知，诗本来就是工艺品。在诗人那个不起眼的作坊里，有着大脑在沉寂中运转的听不见的车床声。我不敢断言诗歌是否终将从总体上再次回到讲究古典主义的智力形式上来，但我希望，至少应该是我们写作中的一个选项吧。

原载《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