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月3日，陈云给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代总理的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写信，向他们转交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送来的一封信。胡耀邦在信中反映了王鹤寿由于“历史问题”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文化大革命”中，王鹤寿因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37年抗战爆发后经中共营救出狱这段所谓历史问题，被诬为“叛徒”，长期受到关押。陈云在给华国锋等人的信中指出：“王鹤寿是1937年国共合作时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在审查党的七大代表资格时，从当时的所有材料看，他的历史是清楚的。”陈云果断提出：“建议由中央组织部把他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并把他调到北京治病。”

在陈云敦促下，王鹤寿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不久，王鹤寿被从外地接回北京，并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人们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开始见到王鹤寿的名字。

4月24日，陈云再次致信华国锋与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转交曾志关于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历史问题”的来信。曾志系陶铸之妻，“文化大革命”前曾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文革”中同样受迫害。陶铸于1933年5月被国民党逮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被派往中共湖北省委，任常委兼宣传部部长。陶铸在抗日战争期间转战南北，功勋卓著；在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担任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前后又南下，先后担任华中、中南、华南军区重要领导职务。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他却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曾经被捕那段历史也被诬陷为“叛变”。1969年11月30日，陶铸含冤去世。

对陶铸的所谓“历史问题”，主管过组织工作的陈云是清楚的。他在给华国锋等人的信中指出：“陶铸是在国共合作后由我党从监牢中向国民党要出来的。此案牵涉到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陈云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和有关人员都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

经陈云出面，解决陶铸的问题很快有了进展。

陶铸和王鹤寿的问题属于同一类情况，为加大为他们平反的工作力度，11月份，陈云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出，要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不能留有“尾巴”。

当年年底，王鹤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成为陈云的得力助手；陶铸也得到彻底平反，在12月24日召开的追悼大会上，陈云还为陶铸致了悼词。

亲自为受迫害的老干部奔走呼吁，使他们的冤、假、错案尽快得到平反，这样的事，在陈云身上发生过无数起。由于陈云的努力，“文革”中造成的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得以改正、平反。

2.国家急于要上120个大型项目，陈云有不同的想法。他首先在党内给人们“打预防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议，陈云建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

1978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了许许多多重要而值得世人关注的事件。仅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就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体会议。一次是年初召开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一次是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的2月18日至23日，陈云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主要目的，是为即将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做准备。

中央全会讨论了即将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按照会议分组，陈云参加东北组的讨论。对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前两个文件，陈云是有一些想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