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走上中央核心领导层的陈云，好像坐在了一条挂上大帆的快船上——扬帆快进之势在催逼着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乘风破浪。

然而，这艘快船所处的航道，却是水面充满荆棘、水下暗流复杂的河道。不拓宽河面、疏浚河道，大船根本不可能快行；更无法驶向大海。

——1979年的中国经济，就好比这样一艘需要首先拓宽河面、疏浚河道的航船。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并正在影响着经济的正常发展，影响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对这一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有警惕。会议虽然讨论并原则通过了1979年、1980年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但建议国务院在修改后再提交1979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会议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子很快，1978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和浪费。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主张调整国民经济的声音，逐渐由弱变强。

1.计划指标和投资能力、建设规模和综合国力出现尖锐矛盾，中国的国民经济将偏离正常发展轨道。陈云断然表态：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项目，否则计划不要下达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谈到国民经济中出现比例失调的原因时，只提了“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这一点。其实，粉碎“四人帮”以来，在经济建设上的“洋冒进”，也是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重要原因。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对十年动乱造成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党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又一次出现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

自1976年开始，“洋冒进”逐渐抬头。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了一些超出当时客观条件许可的不切实际的目标：到1980年，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大中型拖拉机达到80万台，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70%左右；全国灌溉面积增加到8亿~8.5亿亩，实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农田；将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为大寨县。

从1977年上半年起，工业方面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也不断发展。4月18日，在出席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各地区和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华国锋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5月9日，华国锋又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预言：“我国国民经济必将出现一个全面跃进的新局面。”为此，他强调必须加快建设速度，甚至说：“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8月23日，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们要奋战几年，按照原定规划，按照大庆式企业和大寨县的标准，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把全国三分之一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十一大政治报告还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认真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实现全面跃进。”在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一系列文件和各大宣传媒体中，都出现了“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等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