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古巴导弹危机中，菲尔表现得非常完美，唯一的不足或许是他对肯尼迪太言听计从。但考虑到这件事风险太大，确实很难作决定。我的反应是担心这个世界，但并不真的认为会发展成全面战争，也没有任何恐惧感。我们当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核战争的威胁。大约在这个时候，菲尔又进行了两项重大的收购交易。当时还没有人给躁狂抑郁症定名，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购买欲是这种病的一个明显症状。他先是在《邮报》的分类广告中看到，弗吉尼亚的休姆镇有个农场，离韦尔比幽谷大约5英里。农场有365英亩，加上一所房子，售价52万美元。菲尔叫人拍了一张鸟瞰图，甚至都没有经过实地考察，就让律师处理所有的手续，等他最后签字就行。他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完成了交易，付了265万美元的首付款，后来我才发现其中有2万美元是我出的。不过我认为没有理由决定要买第二个农场。毫无疑问，我之所以同意这件事，是因为我什么都听他的，我不想违背菲尔的意愿。我当然也意识到，菲尔经常会不顾我的反对买些东西，但最终结果总是证明买得很合算。因此，我这次的想法还是“算了，我凭什么质疑呢”。

菲尔还决定买一架巨大而昂贵的“湾流I”型飞机。购买这种飞机，通常要订购之后几个月才能交付，但菲尔很着急，于是买下了格鲁曼飞机公司的演示机。我母亲建议我们考虑购买飞机的后果。她给菲尔写信说：就购买飞机的事，我想提醒你们一点。飞机无疑会加快你们的生活节奏，而你们两个都比别人更需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如果你们能爱护自己和对方的身体，相互关爱，会有无限美好的前途，这对国家也很重要。母亲此时仍然一点都不了解菲尔的病情，后来知道了以后，她非常勇敢，给了我很大支持。10月底，COMSAT公司的创始人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公司启动的很多事情都很急，这加快了菲尔的生活节奏，只要有任何人或事妨碍了他，他就会发火。他开始给公司寻找合适的董事长人选，看中了我们的老朋友、即将卸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菲尔极力劝他担任COMSAT的董事长，甚至请肯尼迪总统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出面说服他。菲尔还想让同为兰德公司董事、现任CBS总裁的弗兰克·斯坦顿担任COMSAT公司总裁，负责公司的运营。

11月2日，我跟菲尔一起到艾德威尔德，为他去欧洲送行。他到欧洲是跟拉里·诺斯塔德谈COMSAT公司的事情。第二天一早，菲尔和拉里两人在巴黎分别给斯坦顿写了信。菲尔急于让斯坦顿担任公司总裁，于是决定派人送信，以确保信安全送到弗兰克手中。11月3日下午，弗兰克的秘书给他打电话，说有人带着信要见他。他说：“收下来，我回头再看。”秘书说：“她坚持要见您。”弗兰克后来回忆说，一个年轻女子走进屋坐下说：“这是格雷厄姆先生让我给您带来的信。”弗兰克谢过她，把信放在了桌子上，想回头再看。她说：“您现在不看吗？我可是漂洋过海来送信的。您还是看一下吧。”

这个年轻女子名叫罗宾·韦布，她在纽约的出现是悲惨结局的开始。我只是后来才弄清楚当时和之后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当时《新闻周刊》巴黎分部负责人、后来的知名作家拉里·科林斯当时接到了菲尔的电话，让他找一位秘书周末待命。拉里感觉到一定是重要的事情，不能随便从秘书公司找人应付，必须要靠得住的人才行。可是办公室秘书的英语不好，不能笔录口述，他知道《新闻周刊》的特约记者罗宾能做这项工作，于是就叫她帮忙。

实际上，罗宾是位很能干的记者。拉里回忆说：“她是个澳大利亚人，有点男孩子气，很和善。她很有意思，人也很好，跟别的澳大利亚人一样，酒量很大。应该说是个好孩子。她工作努力，在我们那儿表现得很不错。”拉里给她打电话时，她很不情愿，第一反应是：“我可不是秘书，我是记者。”拉里说：“别犯傻了，这可是认识老板的好机会。”她不大情愿地同意了，但坚持说拉里以后不能再让她做这种事。

菲尔后来告诉科林斯说，“借你的秘书用了48个小时”，到纽约去送信。他还说，他告诉罗宾，到了纽约后，可以使用他在卡莱尔酒店的公寓，玩上几天后再回欧洲。

菲尔和罗宾的接触就是这么快。11月5日，菲尔飞回纽约，我去接他回华盛顿。第二天，他又飞回了纽约，到《新闻周刊》参加编辑会，去见弗兰克（弗兰克从未真正对这份工作动过心）。然后，最重要的是，他带着罗宾飞往韦尔比幽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这么开始了。我不知道她在纽约待了多长时间，但是回到《新闻周刊》巴黎分部时，她对自己与菲尔的关系很低调，但在拉里·科林斯看来，她显然正沉浸在幸福之中。

11月9日，星期五，菲尔从韦尔比幽谷回来后，没有按计划参加兰德公司的会议，但是出席了《邮报》的一个会议。当天晚上，我们到白宫赴宴。第二天，菲尔和我用公司的飞机带母亲去海德公园参加埃莉诺·罗斯福的葬礼。经过早年的敌对关系后，母亲与埃莉诺·罗斯福变得非常亲近。这是一种很亲密的友谊，两人在个人兴趣和政治观念上都志趣相投。她们的性格在某些方面很相似：坚强、理智、感情细腻，又都感到深深的孤独。菲尔的行为越来越古怪，情况越来越糟，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我们都认为他易怒、古怪的情绪是劳累过度所致。他确实在做很多事情，并且每件事都做得很好。同时，他开始对身边的每个人大发雷霆。他对威金斯和弗兰德利发火的次数最多，态度也尤其凶，但是两个人都把事情掩饰过去了，所以《邮报》别的人不知道这种事发生过多少次，也不知道有多严重。菲尔的老同学兼COMSAT的同事马克斯·伊森伯格（正是菲尔把他招进公司的）回忆说，有一天菲尔无缘无故地就对他发火。马克斯说，没有什么事惹恼了他，他就是想找个人骂一通。这似乎已成了他的习惯。马克斯后来还告诉我，在禁止报道有关古巴的新闻那段时间，有一天他们俩都在菲尔办公室里，这时总统打来电话。马克斯起身想要离开，菲尔让他别走，他听到菲尔跟总统说话“好像两个卡车司机在撞车后吵架一样，但是总统并没有挂电话”。

菲尔变得越来越易怒和无礼，经常口出脏话。1962年夏天，他开始对我发火，但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11月中旬，菲尔跟COMSAT公司的几个创始人开会，结果发生了很不愉快的场面。马克斯·伊森伯格回忆说，下午的会议快结束时，菲尔转过身对他说：“你先替我一会儿，我到大都会俱乐部做个按摩。”然后他就出去了。之后会议很快就结束了，大家都到F街俱乐部吃饭，菲尔也跟大家聚到一起。这时，董事会成员伯恩·利兹奇谈到了当天下午拟定的有关人事任命的新闻稿，他说：“让人们知道我们的人员都是重量级人物，这很重要，也是COMSAT的政策，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发布政策声明。”

这时，菲尔开始骂骂咧咧，从桌子对面冲过来，好像要揍利兹奇。大家都大吃一惊，然后菲尔被拉出房间。大家都很为难，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几位创始人留了下来，一直谈到凌晨两点。

菲尔回到家跟我讲了这件事，告诉我利兹奇实在让他难以忍受，他必须离开休息一下，以恢复平静。第二天，我们匆匆决定到棕榈滩旅行，但到了之后他又说不喜欢加利福尼亚，于是我们又收拾行李去了亚利桑那州的巴尔的摩。

几天以后，菲尔给利兹奇写了信，信中还是表达了对他的不满，只肯作部分让步：我知道，像我这样发火后，通常应该写一封道歉信，请你忘掉那件不愉快的事……

但是，经过5天的休息、日光浴和考虑之后，我决定不按常规行事，因为这样做太高傲，也缺乏人情味和诚意……

我想这么说。像我这样突然发怒令人遗憾，但是作为公司创始人，你的行为僵化、没创意，同样令人遗憾……

不多说了。我告诉自己，你可能是因为刚进入董事会有压力，或者你很不幸运天生就缺少幽默感和想象力。

但是，我不应该擅自这样分析你……不要对发怒有抵制情绪。情感对人类行为的好处远远大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所讲的那样。

你有权对我的刻薄和暴怒生气。

我想诚挚地向你道歉，然后我们继续合作。我们的观点可以一致，也可以有公开的分歧。天知道，这件事上我们有很大分歧。开诚布公的分歧可以让人产生灵感，使问题得到合理解决。

如果你公开表示你的不满，承认你可能的过失，我会向你道歉，继续跟你一起工作。几个星期之后，菲尔再次给利兹奇写信，这次一开始就对自己进行了诚实的分析：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深海动物，不进行减压就不能很快游上水面。

不管怎样，我游得很慢。

我给你的第一封信正是逐渐减压的部分过程。

现在我想说，我都想通了。我现在可以真诚地说：

第一，我愿意彻底向你道歉。

第二，我的行为是不近人情、不可原谅的。

第三，我不敢请求你摒弃前嫌，因为我的恶劣行为实在不可饶恕。

我还想说，你很有绅士风度。我希望并相信你这样的榜样会感染别人，至少能够影响我。

期待着与你一起工作。菲尔这种看法的转变，不知道是时间改变了他，还是有人劝了他。

除了处理一些跟COMSAT公司有关的信件和业务外，菲尔和我在菲尼克斯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打打高尔夫，或者休息。去了三四天后，菲尔随飞机到加利福尼亚伯班克的洛克希德公司，告诉工作人员怎样重新设计飞机内部，因为到12月就该改装了。我们的展示机上有一些隔板，上面贴着舞蹈女郎的剪贴画，还有“欢迎来到夏威夷”等广告语，这些都要拆掉改装，由我来选择材料和设计方案。菲尔还建议，我在加州时应该给姐姐芙洛打个电话，一起吃个饭。我刚开始不同意，觉得很难安排，说反正我们下星期要去洛杉矶商谈有关通讯社的事宜，现在何必再找这种麻烦。但是菲尔坚持道：“打电话吧，如果有必要的话，先在半路跟她见面。”

我照菲尔说的去做了。芙洛和我在布朗-德比饭店见了面，吃饭时我们聊了很长时间，都很感动，至今我还难以忘怀。我们很亲密地聊天，谈到对父母的看法，芙洛对母亲有很多抱怨，说她如何不喜欢母亲，因为她破坏了自己当初的两段感情。一个是戴维·格雷纳，我在芝加哥认识了他；另外一个是德鲁·皮尔森，母亲觉得他们不合适。芙洛特别气愤，因为母亲后来跟德鲁成了好朋友。

芙洛非常难过，为这些陈年旧事而烦恼，我劝她说：“忘掉这些事儿，你不就会更幸福吗？不管怎么说，你已经50岁，而母亲已经75岁了。事情不是早就过去了吗？”我这么说根本毫无作用，她还是对母亲意见很大。但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的交流是亲密、充满感情的。除了过去那些不愉快之外，她看上去状态很好。我们分手时，都期待着一周后在洛杉矶再次见面。

我们见面4天后，我正在打高尔夫，有人来告诉我，芙洛突然去世了，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我非常伤心，但还是很感谢菲尔坚持让我打电话约她共进午餐。

我们马上飞到洛杉矶。菲尔再次出面，帮忙处理了后事，对芙洛的两个孩子和我给予了很大帮助。

芙洛的葬礼过后，我们回到了菲尼克斯，回家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在哈里·卢斯和克莱尔·卢斯的家里喝酒。尽管经过几周的休息，间或有些活动，菲尔的情绪还是很亢奋。当天晚上吃饭时，他脱掉了克莱尔的塑料鞋，说这鞋配不上她。然后，我们离开时，他把她抱到了车上，这些显然都反映出他反常的行为。菲尔这段时间的作为，外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扩大通讯社规模，收购《艺术新闻》杂志，签约沃尔特·李普曼和乔·艾尔索普开辟专栏，COMSAT公司，《新闻周刊》和《邮报》的编辑和业务决策，购买私人飞机和第二个农场等。1962年11月的最后一周，《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关于菲尔的文章，题为《购买者》。这篇文章中，记者问菲尔会不会签约更多的专栏作家，菲尔回答说：“我本来还可以签到一位大牌写手，但我不想显得太贪婪了。”文章引述菲尔的话说：“我正在物色一两家电视台，也许还要买一家造纸厂。”

进入12月，我们的生活很快又被频繁的活动占满。菲尔还在物色人选接替COMSAT公司的现有领导层。接下来的一周里，他几次乘飞机往返纽约，12月10日，在纽约跟公司创始人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一次，菲尔收到了副董事长萨姆·哈里斯发来的电报：“我就知道你能做到。祝贺你。让我们继续共谋大事。”菲尔自己也认为这次会议非常成功。他在给因故缺席会议的创始人乔治·基利昂写信时说：“至少我没有再要打人。”

与此同时，菲尔在《邮报》主持并参加了兰德公司的几次重要会议。我从来不清楚他在兰德公司具体从事什么工作，但兰德副总裁给他发来了电报，说他听说菲尔的“出色表现挽救了大局。国家、空军和兰德公司全体人员大获全胜。我向你保证，至少兰德公司不会很快忘记你的贡献。我们将努力取得你那样的成功”。这再次证明，即便是在亢奋、易怒、丧失理性的状态下，菲尔仍然保持着超强的能力，取得了重大成绩。

12月13日，菲尔到白宫去见肯尼迪总统，向他汇报有关空间卫星通信的问题和别的事情，第二天他又飞到欧洲处理COMSAT公司的业务。就是在这次旅行中，菲尔再次跟罗宾·韦布取得了联系。在公务日程表上，菲尔称罗宾是“《新闻周刊》记者、我们大家的临时私人采购、我们大家的导游和女服务员”。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巴黎干什么，只是认为他有非常重要的任务。他回来后不久，我们就住进R街的房子，准备庆祝圣诞节。菲尔越来越不喜欢圣诞节了，尤其是他情绪多变这些年来，我逐渐接手了准备圣诞节的所有事情：装饰房间，制订计划，采购礼物，准备晚会。圣诞节前一天下午，天塌下来了，我所了解并深爱的世界毁了。当时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没想到菲尔已经在更衣间接通了。我听到了菲尔和罗宾的谈话，一切都明白了。我等到他挂了电话，然后走进房间问他是不是这么回事。他什么都承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