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茜：我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我受很深的左派的一些艺术电影的影响。这种思潮的影响是很深的，所以我在大学的那一段时间里头，我认为，我念错了系，念了法律系。然后我常常讲的名言就是，我念法律系帮助我一些事情，就是我不会随便嫁人。台湾的女人嫁了，以夫之姓为姓，以夫之住所为住所，你的财产变成是他的，只有他死了……

杨 澜：而且离婚的时候好像也不是平分的吧？我记得。

陈文茜：完全不是，然后嫁人唯一的好处是，那个男的死了，你可以继承他遗产的一半。他只要活着，你都是坏处；他死了，你才有好处。这是我念法律系唯一的收获，我念法律系之后很快就发现什么是“法律”，后来毕业的时候，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一两年。我觉得很快对那个工作的性质有所认知，因为我在很大的公司上班，我的对面坐的是一个中国的船难的家属，我代表的是英国轮船公司。所以什么叫做有名望的律师，什么叫做高薪的律师，我在那一刻，她就坐在我的面前，我就要告诉她，你的先生跟我们签的这个合约里，我是不用负担全额赔偿的，可是我很想骂那个轮船公司，你们是混蛋。

杨 澜：所以你的道德感和所谓职业的要求产生了非常根本性的冲突。

陈文茜：没有，我就知道这个职业不适合我，而且我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那个职业。就是你觉得你只要追求一个社会地位，你对许多事情没有强烈的是非观念，你可以当律师，我不行。而且我对那个职业了解已经很深，所以我很快就转行，毫不犹豫，我就去了媒体。

1987年，陈文茜辞去报社主编一职，赴美留学。求学期间，陈文茜不仅涉猎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运动、国际政治、恐怖主义等诸多学科，离开小岛，纽约开放多元的社会也让她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群和文化。

杨 澜：在美国读书，你一读就是七年的时间。

陈文茜：九年。

杨 澜：九年的时间。

陈文茜：对我来说，纽约是一个太特别的城市，我待在纽约的时候是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那一年呢，对我来说那个不是一个历史事件，那是我的生活世界，本来帮我修鞋子的是个非洲人，后来呢就变成了一个波兰的牙医。因为他逃到了纽约来，然后他最大的本事就是缝东西，他就先来做修鞋匠，因为他的牙医执照是不被美国承认的，所以当我……

杨 澜：不能缝牙齿，先来缝鞋子。

陈文茜：帮我开车子的，可能是一个来自匈牙利的导演。我们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口耳相传，把家里打扫得最干净的是波兰来的人，他们很多是护士，有些是老师，就是so well educated（受过良好教育的）。后来我们就说，本以为我们对世界很了解，后来发现，原来在1989年之前，世界是分成两半的，然后突然从地球中蹦出了好几个世界。从我的角度来看，就好像你从北京来看，以前可能对于西方的概念，西欧跟美国的世界是完全不存在的。后来突然就蹦出来了很多，其实我那时候觉得蹦出来了很多艺术家，蹦出很多他们的绘画风格，然后我们就一步一步地去了解历史。我那时候有一个画廊女朋友特别有趣，她很喜欢谈恋爱，每次都很投入于对方的工作，爱上那个国家，爱上那个艺术家。所以呢，每次哪个国家开始有了革命，然后就改变了，然后她身边的男人也就换了。然后我说，你的这个男朋友，你的爱情史很像国际新闻史，完全是吻合一致的。

杨 澜：她好像去解放别人了。

陈文茜：这是很有趣的，她就是太投入了。后面我要离开的时候，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我在美国待了这么久，可是根本就不了解他们，因为留学生只是在某个小圈子里，所以我就觉得……

杨 澜：你还是不觉得是那个社会的主人，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