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庄家对股价的控制几乎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我在《大败局2》中曾记录这样一个细节：2000年2月18日，当时第一大庄家、中科创业的实际控制人吕梁新婚大喜，他的操盘手们用“科学而精密”的手法控制股票起伏，硬是让中科创业的收盘价恰好停在了72.88元。操盘手们用自己的方式给老板送上一份别人看来瞠目结舌的礼物。

及至2001年1月，经济学家吴敬琏将中国股市直接比喻为赌场，甚至认为前者还不如后者有规矩：“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吴敬琏进而揭示了中国股市的制度性缺陷：“由于管理层把股票市场定位于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使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得以靠高溢价发行，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从而使股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

吕梁等第一代庄家折戟于2001年春季之后的一次股灾，随之出现了以德隆唐万新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庄家，他们的手笔越来越大，高举混业经营的旗帜，动辄以并购题材拉抬股价，靠高额民间吸资来构筑资本平台，用唐万新自己的话说，“用毒药化解毒药”，最终在2004年的另一次股灾中玉石俱焚。

在此后的岁月中，如吕梁、唐万新这种招摇于台面之上的著名庄家似乎减少了，但是，庄家文化确乎从来没有消亡，他们开始隐身于各个证券营业所，以“地下敢死队”的身份继续战斗，而吴敬琏所总结的股市特征似乎也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2007年前后，我曾在第一财经的《中国经营者》栏目当过一段时间的主持人，为了探寻上市公司的真相，我特意选择了五六家股价表现非常优异的公司作样本调查——其中就包括前段时间爆出丑闻的獐子岛。我到这些公司实地考察、访谈董事长、查阅公司业绩及股价波动，结果得出了一个并不出乎我预料的结论：这些公司的业务波动，与它们的股价波动，几乎没有任何的对应关系。在一家公司，我问董事长：“为什么你们的股价最近震荡很大？”他请摄像师把镜头关掉，然后很小声而体己地对我说：“因为这几天券商在换手，换手的成本价是12元。吴先生，你可以在这附近进一点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