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这个问题，让面容持重的副教授热泪盈眶。他说：“我从小就在一个革命家庭里长大，父亲母亲永远把革命看得比我更重要。在我的记忆里，他们没有为我过一次生日，也从来没有带我去过公园。甚至逢年过节的时候，也极少在家吃饭。永远都是脖子上挂着钥匙，到大院的食堂包伙。晚上一个人睡下，因为害怕，我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困得实在受不了，才迷迷糊糊睡去。后来爸爸对我说，灯火通明太浪费电了，从此我就在黑暗中闭眼，觉得沉没到大西洋底下了。我把全家人能在一起吃顿饭，看成是最大的幸福。父母都在原子基地工作，后来又几乎在同一时间得了恶性肿瘤，英年早逝。他们以生命殉了所热爱的事业，但却给我留下无尽的伤痛。等我念完博士之后，回顾四望，孑然一身。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够分享我的快乐与哀愁，也没有人能弥补我内心深深的遗憾和后悔。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后悔什么，我不能改变我的父母，我也不能再做什么了，唯一可以寄托愿望的就是请一帮朋友吃吃喝喝。我知道这里面并没有多少可以肝胆相照的人，但我如痴如醉地喜欢那种其乐融融的气氛，让我恍惚回到了童年的梦想……”

不知何时，副教授已泪流满面。

我把纸巾盒推给他。他抽出一叠，铺在脸上，纸巾立刻就湿透了。

许久之后，我说：“其实你是用金钱完成自己的一个愿望。”

副教授说：“是。”

我说：“你完成了吗？”

副教授说：“没有。当我这样做了之后，得到了暂时的满足。但曲终人散之后，是更深的孤独。我期翼着下一次的欢聚，但也深深知道，之后就是更深刻的寂寞。我好像进入了一个怪圈。如果不请人吃饭，我很难受。如果请人吃了饭，我更难受。”

我说：“看来请人吃饭这件事，并不是救赎你的好方法。且不论你是否有足够的财力支撑这种大宴宾客，也不论人家是不是都会来捧场，起码，你没有从这种方式之中获得解脱。”

副教授说：“正是这样。”

我说：“如果你有一天再去祭奠你的父母，请在他们的墓前，表达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国人，对他们的怀念和对他们所做出牺牲的敬意。”

副教授点点头说：“他们为了祖国的强盛，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说：“不仅仅是这样。包括你——他们的孩子，直到今天所蒙受的这种痛苦，也是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那个时代的人，忽略了对儿女的亲情，让你在一个很少有爱意流露的空间里长大。直到今天，你还在追索这种温暖的家庭氛围。我想，这既有那个时代的必然，也有你父母对你的忽略。这一切，都无法改变。如果你还心存怨怼，你可以到父母的墓前诉说，我相信他们愿意用一切来弥补对你的爱，只是这已不能用通常的方式让你感知。然后，我建议你把这一切都告知你的未婚妻，让她更深入地了解你。这不是你的失控，而是有更深层的心结。当这一切都完成之后，我觉得你还可以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你那一批常常聚餐的朋友们，我相信他们也愿意和你一起分担改变。至于具体的请客频率，你也不必一下子对自己要求太高，可以循序渐进。你给自己定一个计划，一点点地减少用于会餐的费用。你看如何？”

副教授很认真地想了很久，说：“我看可行。”

大约半年以后，我接到了副教授的电话，说：“我请你吃饭。”

我说：“谢谢你。谁付费啊？”

副教授说：“当然是我。”

我说：“我不去了。”

副教授说：“这一顿饭，你一定要吃，这是我的婚礼。”

我说：“恭喜你们。只是，心理医生不能和来访者有宴请这类的私下关系，我只能在远处祝福你们。”

副教授说：“我已经提前完成了压缩请客开支的计划，现在已经基本正常了。”

我说：“从你结婚这件事，我猜你已皆大欢喜。”

过了几天，我收到了一包速递来的喜糖。没有喜帖，也没有名字，但我知道它们来自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