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月，蒋介石在和共产党分裂前夕曾说：“民生主义对于土地承认私有制，而共产主义完全是取消私有制。这一点原则上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这就是说，在蒋介石看来，国民党承认私有制，而共产党则反对私有制、消灭私有制。同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会上称：他和共产党的分歧在于三方面：1.我们是谋中国全民族的解放，所以要各个阶级共同合作，不是要一个阶级专政，使其他阶级不但不能解放，而且另添一个最残酷的压迫阶级。2.我们认定中国民族当有处分自己之权。自己利害，只有自己知道亲切，自己能通盘打算；“东交民巷的太上政府”断不能代以“鲍罗廷的太上政府”。3.我们既为解除全国的痛苦来革命，所以必须于革命过程之中，力谋减轻民众所受的痛苦。我们希望军事早日成功，从事建设事业，使社会有正当发展的道路可达，而共产党则力谋将所有社会基础破坏，用大破坏来造成大暴动，用大暴动来攫取政权。蒋介石所述三方面，第二方面涉及中苏关系，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内。其他两方面曲解中共政策，但从中可以窥知，当时国共两党的分歧，一在于国民党搞阶级合作，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包容在“合作”之列；而共产党则搞阶级斗争，要打倒地主阶级，将来条件成熟时还要消灭资产阶级；二在于国民党企图维护社会既定秩序，“和平解决”社会问题，而共产党则要捣毁旧的社会秩序，以“暴力”和“斗争”改造中国。1927年蒋介石反共、“清党”之后，两党各走各路，彻底决裂。中共转入农村，“打土豪，分田地”，以暴力破坏乡村的地主所有制；蒋介石和国民党则竭力“剿共”，保护乡村的地主所有制，同时企图实行某种程度的“社会改良”。

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人有过解决土地问题的打算。1932年5月13日蒋介石日记云：“听中外人士土地制度。”这段记载虽语义含糊，但说明，蒋在研究土地问题。6月2日日记云：“土地问题二说：一在恢复原状，归还地主；一在设施新法，实行耕者有其地主义。对于耆绅亦有二说：一在利用耆绅，招徕士民；一在注重贫民，轻视耆绅，以博贫民欢心。”蒋介石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两条完全对立的主张，但蒋却无所轩轾：“余意二者皆可兼用也。”可见，他并不反对使农民得到土地。此后，他曾急切地找寻“平均地权”的“实施计划”与“方案”，准备为此征奖，并设立专门的研究委员会。6月26日日记云：“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二方案，应即确定，不可再缓也。”1932年9月30日日记云：“对农，以土地农有为目的。”直至1942年4月23日，蒋仍在日记中写道：“以耕地农有解决土地问题。”可见，经过较长时期的研究后，蒋介石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土地政策，并且多年未变。与此相应，蒋介石也多次将“耕者有其田”或“耕者有其地”作为施政纲领，并且提出过部分具体办法，如成立“集团农场”；“发行土地证券，扶助自耕农”；设立“土地银行”，帮助佃农贷款购地；“提倡合作”，“发展合作社”等。其他国民党人也设计过一些“耕者有其田”的方案。这些方案虽然最终也要触动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但无例外地都是比较温和的“和平解决”方式。张继、吴稚晖等人指责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是“夺产”或“抢产”运动，是“梁山泊强盗的老方法”，是“加些训练，加些组织”的“‘科学的’李自成、张献忠方法”，“把国民党直缩到太平天国以前”。蒋介石也特别强调：“土地问题不能够用暴力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