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面对中共的“宣传反击”，蒋介石决定“犯而不校”

蒋介石认为，第三国际解散，苏联积极与美英拉关系，表明反共形势大好，因此，尽管延安方面又是发社论，又是开大会，但蒋介石并不重视。7月18日，蒋介石日记云：“中共对我陕北之准备，其所表现者为恐慌与叫喊，或能发生间接作用，能早就范。”又云：“对内政策，今日已有主动自在之运用余地，实为数十年来所未能获得之环境，尤其对共党为然也。”显然，蒋介石正处于志得意满的状态中，不过，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所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却使他很难受。7月21日日记云：“此次中共七七在延安《解放日报》所发表之言论，其对我个人发表之污辱与党政军恶口痛骂，乃为从来所未有，已将其暴乱、谬妄、背叛之劣根性发泄尽净。”他分析，这是中共内部分歧、毛泽东处于困难时的一种策略：“可知其内部分歧，不能维系，故毛泽东乃不得不用此制造我政府之压迫，以维系其内部于一时之策略，思之可怜可痛。”7月23日，蒋介石决定发布《劝告中共党员书》，说明对共政策。其内容大致如下：

甲、第三国际解散以后，期望中共能照其解散之要旨，真正成为忠于民族之国民，共同致力于反法西斯之战争。

乙、对中共方针，除对军令、政令必须贯彻统一，不论任何名义，除有妨碍抗战计划扰乱社会行动之外，皆取宽大为怀一贯之方针，无不任其自由。中国之军队只有国民革命军一个军队，中国之军令只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一个军令。

蒋介石的这一份《劝告中共党员书》强调“宽大为怀”，但又强调军令、政令统一，实际上还是要取消中共军队和中共所建立的抗日政权。由于是面向中共党员的，所以蒋又特别攻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声称“共产主义只有马克斯〔思〕化，决无中国化之理论，亦无中国化之可能。如有之，则共产主义中国化者，即陷于杀人放火、叛国殃民之流寇化、土匪化而已”。

第二天，蒋介石想起延安方面发表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和接着发表的其他文章，愈想愈气，认为中共“既非仁义所能感化，则除武力之外，再无其他方法可循”，但他又认为：“时间未到，惟有十分隐忍，必以犯而不校之态度处之，不可小不忍则乱大谋。”同日晚，他与陈布雷商量《劝告中共党员书》的发表问题，陈认为，话说轻了，不好；说重了，也不好，“轻重皆非之时，惟有暂取静默”，用事实证明中共的反宣传“全出诬枉”。陈布雷还引用了《论语》中的“天何言哉”一语，劝告蒋介石不要发表这篇文章。7月25日，蒋决定听从陈布雷的劝告，对《解放日报》社论“置之不理”。28日，蒋介石再次研究该社论，突发“奇想”，认为这是毛泽东“危害周恩来”的一项举动。周恩来和林彪离开重庆后，于7月9日到达西安，13日离开。蒋介石认为，毛泽东选择12日发表社论，就是为了激怒国民党，扣留周恩来。因此，他决定让周平安回到延安。日记写道：“决以犯而不校处之，并使周安全回到延安，试观其内部如何变化也。以后对共匪方针，只有促成其内部变化，乃比用兵进剿之策略胜过千万矣！故对共除军事防范特加严密外，其他一切皆应放宽为主。”其实，周恩来早在7月16日就已经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蒋的这一则日记，以及他分化毛、周关系的想法，说明他对于中共和当时的中共领导层非常无知，而且情报极其迟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