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健美、电影和生意带来的成功到底意味着什么。看到雷格欢乐的家庭和充实的生活像当初看他演大力英雄一样激励了我。雷格开始是里兹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在美国成为健美明星后在五十年代爱上玛丽安。他把她带到英国并娶她为妻，但是里兹让她觉得抑郁。于是他们搬到南非，他在那里开始经营连锁健身房。生意很不错。被他称为“奥林匹斯山”的别墅俯瞰全城，有一个游泳池和花园。家里宽敞、漂亮、舒适，摆满艺术品。虽说我热爱艰苦训练、寻欢作乐、打架泡妞的慕尼黑生活，和帕克一家度过的时光却让我给自己定下了更高的目标。

雷格会在早上5点叫醒我；5点半我们便在他位于42科克街的健身房训练。我以前从没起过那么早，但现在我学会了早起训练的好处，在新的一天开始前，你没别的任务在身，没人向你问东问西。雷格还给我上了一节关于心理承受能力的课。我能做300磅的提踵，比我认识的任何人成绩都好，我觉得自己应该已非常接近人类极限。所以当看见雷格做到1000磅时，我震惊了。

“是大脑定义了‘极限’，”他说，“想想，300磅比你走路时承受的重量还轻。你体重250磅，所以每走一步你是在用一只小腿撑起250磅的重量。要变强，你必须挑战真正的重量之巅。”他是对的。我以前以为真实存在的极限其实只是心理作用。既然已经看到有人抬起1000磅，我开始在训练中对自己要求更高。

心理因素会大大影响身体的发挥。在举重界，挺举的纪录长期保持在500磅——就像跑一英里的纪录是4分钟，这个纪录直到1954年才被罗杰·巴尼斯特打破。但是俄罗斯的优秀举重运动员瓦西里·阿列克谢耶夫在1970年创造了501磅的世界纪录后，同年便有更多人举起了超过500磅的重量。

我在训练搭档弗朗科·哥伦布身上也见过同样的事。几年后，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金吉姆健身房轮流做蹲举。我上举500磅六次。虽然弗朗科比我有劲，他只做了四次就把杠铃放回去了。“我太累了。”他说。然后我看见几个从海滩回来的姑娘进健身房来跟我们打招呼。我回来跟弗朗科说：“她们不信你能蹲举500磅。”我知道他有多喜欢炫耀，特别是有姑娘在的时候。不出我所料，他说：“我来做给她们看。看好了。”他拿起500磅的杠铃做足了十次推举。而且假装很轻松。十分钟之前他还喊累呢。他的大腿肯定在尖叫了“搞什么鬼？”什么变了？心态变了。体育看上去是身体运动，所以运动员往往忽略心态的力量。但我一次又一次看到它显示出来的威力。

我回到慕尼黑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利用“环球先生”的名号来吸引更多客人。健美运动在这里还是没什么人气，人们觉得它很古怪，我成为冠军的事出了健身房几乎无人知晓。在酒馆举大石倒是让我更加出名。

但是阿伯特想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我们提议报纸报道我成为“环球先生”的事，他们一定会觉得我们疯了。于是他让我穿着摆造型用的紧身裤在冷天的大街上走来走去。然后他会跟他在报社的朋友打电话，“你们记得举石冠军施瓦辛格吗？他现在是‘环球先生’啦，他正穿着内裤站在斯塔楚斯广场呢。”两个主编觉得这还挺好玩，就派了几个摄影师来拍我。我带他们在城里到处转：从市场到中央火车站，我在那里跟大婶们聊天，以此证明自己其实很温柔，并非野兽魔鬼。政客总是做这样的事，但这对健美运动员来说很不一般。除了天有点冷外，我玩得很开心。第二天上午，有张报纸登了一张照片：我穿着紧身裤站在工地上，有个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工人看着我，一副惊呆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