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华领着我和鄢然、晓淇一同来到黄桷树下的一个露天茶座。我一时无话，就和鄢然、晓淇一同静听，听安华兄讲述那个时代他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

“我父亲就是八一五的。”安华说，“开先都是一派，小学生叫红小兵，中学生叫红卫兵。‘文革’开始以后，要打倒刘少奇。有一部分人保，有一部分人反，无形中就分成了两派。在我们这里，保的那派叫小闯将，保皇派，统称‘八一五’，因为成立于1966年8月15日，全称‘八一五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反的那派叫‘反到底’。‘文革’初期，只是大字报、大辩论，不动手，搞狠了过后，就开始动手了，使用棍棒、钢钎。当时重庆有很多兵工厂，就开始抢兵工厂，把里面的武器拿出来打。除了飞机没有，什么武器都用上了。”

晓淇问：“当时兵工厂的人就不管，让他们随便拿武器么？”

安华说：“当时，公检法都瘫痪了，要抓一个人，斗一个人，甚至枪毙一个人，都不用通过法律。我是造反派司令，我就有权力枪毙你。没有法律，也没有人性了。”

“当时‘八一五’把‘反到底’赶出了沙坪坝，赶到（重庆）专县和（嘉陵）江北去了。”安华接着说，“那时候我还很小，我们家就在重大下面，石门大桥桥头，挨到住；对面就是药剂校（中专）——有个红峰战斗队，属于八一五。那时，只要‘八一五’和‘反到底’发生摩擦，包括各大院校，都要放一支曲子，叫《骑兵进行曲》……”安华说着，哼唱起当年那支曲子，激昂的旋律，至今让人热血沸腾。

“听见这支曲子，就晓得开始武斗了，我们就跑到山坡上去看——‘反到底’有几百人围攻红锋战斗队，用板凳、棍棒围攻楼上；上面也在反击，打得头破血流。本校打不赢，就跑到外校去喊人——药剂校离重大仅一步之遥，迅速喊来重大的援兵。援兵一到，就把‘反到底’打跑了。”安华继续说。

“当时重大有个学生叫周家喻，是八一五的总司令。‘文革’结束后，这个人调到四川省委工作，没两年就坐了牢，放出来之后，又成了某企业的老总。‘反到底’那边有个邓长春，是个工人，人称邓司令，以他为首。

“当时我们年龄小，看到的武斗场面太多了。比如塑料一厂，武斗时用的钢钎有两米长，带倒钩的。‘八一五’与‘反到底’两边对打，一边几百人，带着藤条帽，一个人用钢钎捅进去一抽，对方的肠子都流出来了。我们在旁边的小山上亲眼看见的。当时我还在上小学。

“记得1968年8月15那天晚上，重大烟囱上的四个大喇叭同时响起；河对面嘉陵兵工厂的喇叭也响了——‘反倒底’在那边还修了碉堡，他们喊道：‘八一五的兄弟们，今天是你们的纪念日。现在为了恭喜你们，我们给你们送点儿礼！’话音刚落，炮弹齐发，从红岩村，到双碑儿，排开大约十几公里，就像苏联那个喀秋莎火炮一样，一直打了将近一小时。这边阵地上‘八一五’的战士有些伤亡，包括我父亲所在的重庆第一纺织厂的一名刚下班的职工，我们的邻居，在家里就被炸死了——那是四层楼的房子，炮弹穿进去，炸开一个大洞。

“等那边打完，这边就开始还击了。大喇叭说：‘反到底’的兄弟们，你们送的礼太多，我们收不下了。现在我们也回敬一些礼物给你们！’一下打出三发炮弹，过后，那晚上就清静了。我们隔几天才知道，那三发炮弹，恰恰打中要害。‘反到底’的十几个大小头目，正在老虎岩的一个防空洞里开会，一炮打过来，把他们全炸死了。

“在重大的团结广场，有一间间的小屋，只要是重大‘八一五’被打死的，全部都停放在那里。‘反到底’被抓的俘虏，全部跪在那里，用芭蕉扇给尸体赶蚊子。我们都亲眼看见的。重大的学生都是坚定的‘八一五’；‘八一五’的核心就在重大。当时的社会，就这么混乱。我们小孩也经历过一些很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