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认为，理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乃至人生之中的准则，人类如果想活得不是那么郁闷，就必须穷理，也就是花大工夫弄清楚这个准则规律，到底是什么，然后躬身实践。这个穷理的过程，一如孔子要弄清楚什么叫仁，一如孟子要弄清楚什么叫义，一如苏格拉底要弄清楚什么叫美德，一如王阳明要弄清楚什么叫良知，恰恰也正如热力学第三定律的表述，你永远也达不到你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这个不懈的追求与探究之中。

这么一说，我们就知道曾国藩与唐镜海之间的思想距离。曾国藩他老人家很快就会狂收冰炭孝敬，以偿还亏欠下来的巨额债务，这个索贿收贿的过程，你能用理学解释得通吗？

解释不清，于是理论和实践就成了两张皮，说一套做一套，永远也摸不到曾国藩人生成功的门道。

为什么理学理论在别人那里，表现出和实践脱节，而在曾国藩身上却合而为一呢？

答案是，曾国藩是真的把理论参透了，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回落到实践中来，他在体验自己的思想与实践，想脱节也难。而唐镜海也好，倭仁也罢，这两位老兄的理学思维始终未成形，所以他们没办法将此付诸实践。但由于此二人者，在理学的思想领域是探索得除曾国藩之外最深远的，所以他们在当时也捞得盆满钵满，只是历史上的名气，就没办法跟曾国藩相比了。

在此后的继续探究中，我们会发现，曾国藩之所以登上了智慧的极巅，是因为他出于治家理账的必需，掌握了一门说起来再简单不过的数学工具：聚类分析。

所谓聚类分析，就是将事物分成几类，然后进行分析的学问。这门学问听着简单，但真正掌握的人，少之又少，当然听说过这门知识的人很多很多，但真正会应用的，就更少。相信唐镜海与倭仁也曾尝试使用这个工具，但他们铁定比不了曾国藩更专业。

替曾国藩想想吧，他家中那么巨额的债务亏空，财务表上的款项该是多么的繁复？曾国藩必须对如此繁复的账目作出清醒的分析，否则他就没办法活下去了。正是这种生活的窘状成就了曾国藩，寻常人等，断是缺乏这个机缘的。

总之，理学的表述是没错的，但如何去探究终极的智慧或真理，这取决于每个人所运用的思想工具。曾国藩胜人一筹，所以他是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