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天津上大学的时候，常常受到批评，原因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具体表现之一是家庭观念太深，总想家。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自然是不被允许的，但这一批评实在也一点儿不委屈我。每逢暑假、寒假，五一、十一假期，甚至元旦，我是必回北京不可的。而且一回到家就不愿走，走时那一步三回头的样子，至今如在眼前。毕业时，同学们送我一首诗：“大地春如海，儿女国是家。战旗乱卷时，长剑走天涯。”要我多一点儿革命化，少一点女儿气。可我毕业多年之后，即便在刀光剑影的“文革”中，尽管我努力改造思想，在这个方面却依然故我，毫无长进。

1969年我离京下放干校，仍然时时想家。有时我“狠挖思想根源”，问自己：到底为什么想家？到底想家里的什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终于找到了答案。当时由于林彪的什么什么令，北京“疏散”人口，我母亲带着4岁的侄儿，“疏散”到了在陕西工作的哥哥那里。我在干校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感到北京那座时刻使我梦魂萦绕的四合院，好似变成了一片沙漠，对我失去了全部魅力。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我想家就是想念母亲，没有母亲的家，就再也称不上是家了。

1971年3月，母亲去世了，她只有58岁。那时哥哥是右派，在陕西，两个姐姐和我分别在干校接受审查和改造，母亲一个人带着三个远离父母的孙儿、孙女，自己长时间生病，发烧咳嗽，竟不肯放下孩子到医院去看看病。直到被亲戚送进医院时，已没了血压，仅住院五天，就以并非绝症的肺炎病故。

那时我正在干校接受审查。3月4日晚，我突然被军宣队叫去，说我母亲病重，家中已来电报。可是作为审查对象，不经军宣队批准不能回家。当时我清清楚楚地预感到了某种不祥，回到宿舍失声痛哭，在绝望中哭得天昏地暗，当时我就感觉到再也见不到母亲了，那时的时间是晚上7点，后来得知，母亲正是在我大哭的那一刻走的。

母亲去世以后，我好似丢失了整个世界，心总是空空的。我曾做过一个梦，梦见在天津的一个很脏很破的小饭馆里，坐着一位从未见过面的远房姨母。在昏暗的汽灯下，我问她在哪里可以找到母亲。她想了想，说：“你坐18路公共汽车去找找吧。”我一下子惊醒，仔细回忆，姨母说的确实是18路公共汽车。我利用一次干校休假的机会，一个人去天津，找到18路公共汽车，一直坐到终点站下瓦房。我在站牌下站了好几个小时，在萧索的秋风中望着铅灰色的天空，望着人世上来来往往的人群，终于明白，世间和黄泉是无路可通的。

第二年我结了婚。再一年，有了女儿。我和爱人都在大学教书，女儿全托在城里一位老奶奶家里。一次女儿发高烧，老奶奶打电话把我叫去。当时女儿烧到了摄氏40度，我又急又怕，抱着她去找一位老中医。他给开了羚羊粉，说这是最好的退烧药，但医院没有，需去药店外购。

当时已是晚上十点多，我把女儿送回老奶奶家后，立即骑上自行车，从西单到前门，又从前门到西单，敲开了我能找得到的每一家药店的门，从那半尺见方的小窗口，听到的都是令人绝望的两个字：“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