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于玛丽，虽然不懂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但却已暗下决心，一定要离开这里。

于玛丽不愿继续观看乡村男女上演的把戏—那种古老而简单的忏悔—在男人赌钱、酗酒后，女人哭号着，掀翻锅，砸烂碗；之后，一切风平浪静，像什么都不曾发生。男人继续出门，女人继续痛苦。

摆在乡村女人面前的命运，既残酷，又狭隘。若她们向前迈出一步，就会变成出格的女人，遭集体贬斥。生活向乡村女人残暴地施加奴役，而固有的偏见和保守，让她们只能顺从，匮乏反抗。于玛丽曾劝母亲离婚，而母亲除了流泪和摇头外，没有任何法子自救。

和上世纪的那些打工者有所不同，年轻的于玛丽对城市不再抗拒、诅咒，而更愿意介入、融汇。她既已来到异乡，便愿意从这座城市的千变万化和种种刺激中汲取营养，以居住者的目光打量这里，让自己变成楔子，插到更深处。

而老乡这个词，却像乡村生活的某种提示，总会折射出从前，而非现在。

—这，才是于玛丽不能忍受的根结。

某个瞬间，啊，那该死的软弱瞬间，寂寞，这种生发于青春期的病毒，让她的身体呈现一种被麻醉的状态，整个人突然变得恍惚，眼神飘逸，呼吸微弱，像奄奄一息的病人。多少次，当于玛丽觉得自己快要扛不住、即将沉坠下去时，禁不住想，随便找个男人，把脑袋靠到他的肩膀上，于是，整个世界，便从那刻起开始旋转？

不??她告诫自己，不能像母亲那样，受制于男人，牵绊于习俗。

当令她心仪的男子还未出现时，她不能自己先松懈下去。

于是，于玛丽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她不像很多人，想着是在为老板打工，就会偷懒；她认为工作是自己给自己打工，只有通过工作，她才能换取生活成本，积累经验，拓展资源，为未来铺路。于玛丽的观念如此简单，又如此实用，她不耽溺于幻想，被抱怨、焦虑、怨恨包裹，而更愿意以积极的方式，面对当下。

慢慢地，于玛丽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车间，她干活积极，不管有没有人盯着，都一样卖力；空闲时间，她去妇女书屋，阅读报纸、杂志、基层管理学。返回宿舍的路上，她会对着那些路灯的阴影，一个个数过去。

于玛丽被提升为拉长，大家并不感觉诧异，倒是另一件事，让所有人侧目：于玛丽花了两千元，买了台二手电脑，搬进宿舍，说是为了练打字。

从那一天起，于玛丽便不再去食堂排队吃饭，下班后，直奔宿舍，争分夺秒地练习。饿了，就泡包方便面。看起来，于玛丽练得有模有样：坐在椅子上，向前倾身，挪移手指，嘴里念念叨叨，说着“王旁青头，土士二干”。

在于玛丽的笔记本中，又多了另外一些符号，像堆零件，散落着，等待装配。于玛丽似乎是在受罪，但又像在经历一场奇妙的历险，每一次指尖的敲击，都像在推动某个轮子。

我们眼见着于玛丽学会了打字，学会了制表，学会了往表格里填上生产量。

四

那个早晨，于玛丽愣住了：连续五次漏焊，是故意陷害，还是粗心疏忽？

她拧起眉头严厉地警告我和阿玉：“这么多产品焊也不焊就放过来，要是被开了单，你们就死定了！这可不是插秧，春天少栽一棵苗，秋天少收几粒谷！”

我说：“我每次都检查的。”

阿玉说：“不是我，我都干了三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