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这次行程，母亲专门让人理了波浪式发型，终于有一天不戴头巾了。尽管五十岁的身躯显得十分臃肿，可一道道的亮光时而掠过时，我觉得她的面目好年轻。她蜷曲着两腿坐在那里，手提包搁在身旁。雨点打在车窗玻璃外面，歪歪斜斜地流去。坐在遮雨的车厢里面，每到拐弯时，不知什么工具、装着钉子的包、空桶都朝着我们滑来。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在心灵深处感受到某种不可遏制的东西，激情澎湃的东西——似乎就像信心一样。母亲的帮助使我上了道，对我来说是一条正道。之前和之后，我确实没有少否定过这个女人。在我的眼里，她是那样的陌生——就连一句合她心意的话，我几乎都难以张口。然而，在1952年这个夏日的雨夜，我突然觉得，有一个母亲，当她的儿子，这是天经地义的。在这个时刻，她也不再是那个农家女人，那个乡巴农妇，那个牛圈女仆，或者那个常去做礼拜的女信徒了；她常常打扮成这般样子穿梭在村子里。她露出了潜藏在深处的东西：她不是家庭妇女，而更是一个女管家；她不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人，而更是一个精通世故的人；她不是一个观望者，而更是一个行动者。

在去往林肯山村的岔路口，司机让我们下了车。我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母亲挽着我的胳膊，直到她转了一圈。雨停了。月光下，拜岑山脉呈现在平川的边缘，一丝一毫都清晰可见，犹如一种图像文字：一条条峡谷，一道道岩壁，分明的树木线，一块块凹地，一座座山峰。“我们的山！”母亲接着说，早在战前，就在下边沿着山势的地方，像“我们的司机”现在一样，我哥哥朝着相同的方向驶去了，向着东南越过边界，去马里博尔上农业学校了。

在寄宿学校度过的这五年是不值得叙述的。乡愁、遭受压抑、冷酷、集体坐牢，这些词汇就足够了。我们大家所谓孜孜追求的僧侣精神却从来没有使我获得某种使命感。我也觉得几乎没有一个年轻人会有能力胜任。那些神秘的东西早就在乡村教堂举行的圣礼中传播过了，如今在这里从早到晚都失去了任何吸引力。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主管神职人员会充当神父的职责。他们要么关在那暖和的私有屋子里深居简出，一旦叫谁前去，那也仅仅是要警告你，威胁你，摸你的底——要么总是披着拖在地上的黑色教士长袍在楼里来回巡视，充当看守人和探子，形形色色，千差万别。就是在圣坛前，每天做礼拜时，他们也不会承担起曾经被授予的这个神父圣职，而是充当了秩序守护者的角色，履行着仪式的每个细节：当他们转过身去，一声不吭，手臂伸向苍天站在那里时，就好像在倾听着自己的背后发生了什么；然后当他们又回过头来，仿佛要为所有的人赐福时，于是他们心里就只有一个抓住我的念头。而乡村的神父则完全两样：他刚刚还在我眼前把装满苹果的箱子搬入地窖里，听着广播新闻，剪去耳边的头发——而现在就穿着庄重的礼服站在教堂里，不管膝盖怎样咔嚓作响，一心虔诚地屈膝在圣体前，完全忘却了我们其余人的存在。然而，我们正是因为如此才走到一起来了。

与此相反，在学习时，我独自感受了教会兵营里独一无二的美妙交往。在独自学习中，我掌握的每个字眼都先说出了我正确运用的每个简单明了的表达形式；我能够信手描绘的每个河道都先说出了当时催促着我要奔向的惟一目标：到外面去，生活在自由的天地里。要是你问我想像的“王国”是什么，我要说出的不会是一个确定的国家，而是“自由的王国”。

然而，我觉得，恰恰是人成了那个当时只有在学习中才隐约意识到的王国的化身。接着在寄宿学校的最后一年里，人却成了我的大敌。这一次，不是我的同龄人，而是一个成年人；也不是一个神职人员，而是一个外来人，来自世俗世界，一个世俗的人，一个老师。他还很年轻，刚刚完成学业，住在那幢所谓的教师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