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了上述原因，对于出现在我们副标题中的前两个单词——女性作家——的理解，也就必须补充进对于男性作者的分析才行，这些男性作者受到了男同性恋思想家和女同性恋思想家著作的影响。通过对于盖尔·卢宾（Gayle Rubin）理论洞视的详细阐述，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的《在男性之间》（Between Men，1985）这本书，对于标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地形图，起到了深刻的影响作用，学术研究者们本来是把女性人物形象看成交换的对象的，但该书却使他们开始思考，对于处于这种“同一社会的”互动双方的任何一边的男子而言，这一被商品化了的礼品究竟意味着什么。正如塞奇威克有关异性恋男子之间存在“同性恋恐慌”（homosexual panic）的概念导致了研究界对男性知识分子同性恋和异性恋不断变化的定义的关注一样，女性之间关系的范围——作为朋友、同胞姐妹、恋人、竞争者和合作者——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在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的“女同性恋共同体”（Lesbian continuum）这一提法引发了有关女性性生活的大量讨论之后。在这一过程中，这些研究削弱了任何有关女性作家的统一观念，认为这种统一观念是从纷繁复杂的地理范畴中，抹去了女性之间存在的差异性。

由于在人文科学领域内部对于民族问题的关注，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对我们在书中的论点提出了质疑，这一质疑尤其突出地体现在盖娅特里·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85 年发表的、并得到广泛流传的论文“三个女性的文本与一种帝国主义的批评”（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中。因为斯皮瓦克推断，《简·爱》在女性研究中“作为深受喜爱的文本”的地位，反映出的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即“在帝国主义时代中的女性主义个人主义”，它将女性主义与帝国主义事业联系在了一起。按照这种后殖民主义的思考角度，我们著作标题中所说的“阁楼上的疯女人”的身份，则应该被理解为处于西方文明边缘或者处于西方文明之外的，被剥夺了权利的第三世界女性人物形象，而不是那种位于第一世界的、相对而言拥有更多特权的第一世界女主人公。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在19 世纪的文学中，庄重娴静的女主人公和充满愤怒的女怪物形象之间存在的联系要么不复存在，要么则由于帝国主义的白人自我所拥有的特权想象而受到削弱。因此，无论是夏洛蒂·勃朗特在小说《简·爱》中所赞美的，还是我们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通过对小说的阐释所分析的主人公婚姻的缔结和灵魂的结合，都被看成言辞浮夸、具有意识形态性的，认为这一结合是以伯莎·梅森·罗彻斯特（Bertha Mason Rochester），那位牙买加的克里奥尔人的非人化为基础的，伯莎·梅森·罗彻斯特在种族和地理位置上的双重边缘特征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计谋，即认为异教的、野蛮的和未开化的他者是可以被剥夺权利的，这样，欧洲女性便可以建构起她们的主体性了。在整个20 世纪90 年代，英国和美国学者们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批评通过把性别因素和将种族与地域融为一体的地缘政治因素综合到一起进行考察的方式，拓展了对于19 世纪经典文本的批评分析，它同样也努力使得那些被殖民和被奴役的人们创作的非经典性文本进入学术研究的范畴和大学的讲台。珍妮弗·德维尔·布洛迪（Jennifer De Vere Brody）的《不可能的纯洁性：黑人性、女性气质与维多利亚文化》（Impossible Purities: Blackness, Femininity, and Victorian Culture，1998）一书堪为代表，表明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和美国非洲裔研究是如何进入了维多利亚时代研究领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