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文学总是被看成代表了自我的创造力；然而，它事实上所获得的——对于后结构主义者来说—是这种历史观念的自然化。举个例子来说，在解构主义的庇护之下，玛丽·雅各布斯（Mary Jacobus）和托里尔·莫瓦（Toril Moi）的著作，她们对于《阁楼上的疯女人》中研究范式的攻击，确实可以超越于、事实上也已经超越了这一特殊的比喻范式的内容（对于具有反叛性的、常常处于病态的，努力要为自己赢得独立性的女性作家来说）了，它甚至后结构主义式地抛弃了任何依赖于“女性”或者“女性作家”之类术语进行研究的努力，拒绝在一种文学的、历史的语境之下进行女性主义的研究。无论后结构主义（在20 世纪90 年代，随着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lter］著作的出版，它已成为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主要标志）和文化研究（它对唯物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之间存在的张力关系是否阻碍了具有开拓性质的学术研究的产生，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尤其是米歇尔·福柯的影响已经使得部分批评家和后结构主义对于“本质主义”的否定紧紧地结合到了一起，这就使得他们对个体的作家或者意义的初创者的兴趣大减，而更多地把文本的生产看作是一套复杂而富有权威的、包含着政治意味的多重意义综合作用的结果。既然是语言建构主体性而不是相反，那么，在驯服的维多利亚女主人公和她疯狂的重影之间产生的分裂与有关一个独立主体的神话相比之下，自然就相形见绌了，这一独立的主体能够使这两个人物都变得概念化（比如说，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里，也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的好几个章节里）。

由于我们并不十分欣赏诸如此类研究的复杂性，也并没有对某些既以《阁楼上的疯女人》为基础、又对它进行攻击的观点进行激烈的反驳（正是《阁楼上的疯女人》这部书使得我们也成为学术界内的疯女人），那么，对于上述研究、上述攻击，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很显然，它们证实，女性主义批评对19 世纪研究的介入，无论从英语研究的特殊意义上说，还是从人文科学研究的普遍意义上说，都起到一种微观缩影的作用：无论好坏，新历史主义、酷儿理论、后殖民主义、美国非洲裔研究、文化研究和后结构主义的冲击力量已经在整个当代学术研究领域的许多其他分支中被人们感知。但是，我们刚刚回顾了20 世纪末的批评历程，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道路所能达到的总体效果究竟是什么？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研究者、女性主义批评家、人文学者，甚至对于整个学术圈内的人来说，将来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当前时刻

桑德拉·吉尔伯特：显而易见，疯女人从阁楼上下到教室里的旅程，从许多方面来说都充满了自相矛盾之处。可以想见的是，“她的”富于煽动性的冲动起初遭遇到的，必然是来自反对女性主义的思想警察的顽强抵制。比较难以料到的是，正如苏珊刚才说明的那样，她的某些属于自己的女性主义阵营的盟友也很快开始表现出对她的怀疑，因此，她所遭遇的公开敌意，也来自一些所谓的后女性主义的姐妹、表姐妹和阿姨。或许更为令人惊讶的是，她发现，她已经涉足的某些学术领域也像是被点着了一把火一般，她常常受到的攻击或批评，既有来自男性理论家的也有来自女性理论家的，既有来自解构主义者的，也有来自文化批评家的，关于他们，苏珊刚才已经都说到了。

现在，疯女人进入的世界真正是全新的了——也同样是似是而非的，这里，我所说的真正是字面意义上的。因为，毫无疑问，被日新月异的计算机技术所滋养的信息革命将带来许多变化，这种变化和当年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同样巨大，它成为自己赖以诞生的这个世纪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