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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最严肃的工作，最必需的工作

就和任何经济学家要做的工作一样

——或者，就和任何天体物理学家和微生物学家要做的工作一样。

苏珊·古芭：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进行言说的困难似乎依然是令人气馁的，这既因为学者要进入媒体依然十分困难，也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专门化了的时代。里奇在提出“共同语言之梦”的时候，同时也坚持“位置的政治”，这一点暗示出，即便是在今天，我们要从事巴瑞特·勃朗宁诗中所说的“最必需的工作”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除了电子信息的爆炸、需要和自然科学家们（他们同样也受到研究费用猛涨的困扰）竞争经济上的支持之外，我们还需要面对研究工作的多样化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与经济的衰退并非没有关联，经济的衰退在20 世纪末打击了高等教育（虽然在美国社会的其他领域中，经济还是在突飞猛进的）。由于是在一个紧缩开支（通过期刊、参考书、系列丛书、专业机构、本科生主课和副课、研究生项目的激增体现出来）的时代被制度化的，无论是在女性研究之内还是女性研究之外的女性主义批评都受到人文学科岌岌可危和正在萎缩的现状的制约和调节。学者们面临出版的压力，否则就有被淘汰的危险；低级教员被要求不断提高研究创造的水准；工作总量变少，而竞争更为激烈——所有这一切都对学术研究令人吃惊的激增发生着作用。但是，由于学术出版正在不断衰退之中，将来，我们要出版自己的批评成果将变得更加困难。只要工作市场依然处于低迷状态，我们就始终将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困难，即难以为我们那些本该胜任的博士候选人提供终身教职。

除了上述物质条件的影响之外，假如我们再把已经在各种不同领域获得的数量庞大的研究成果加进去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就不得不看到这样一种激动人心的现象，即形形色色的理论词汇和批评方法像走马灯一般一会儿时髦，一会儿又过时了，就像是附在人文学者艰苦的劳动成果之后的索引一样，它使得属于遥远的过去的19 世纪女性再次复活，使得“过去得以重生”，不仅和大学里的本科生发生关联，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也与文化发生了关联。同样，一种试图超越那些有关英国和美国文学的堆积如山的学术资料的焦虑感或许也对批评家们的努力产生了影响，使他们超越了小说与诗歌所构筑的文学空间，超越了第一世界的地缘政治版图。近来，明显地给女性主义批评打上印记的文学的边缘化和强调第三世界文化的倾向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即否定我们对于审美快感的追求，否定20 世纪之前女性的成就。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事维多利亚时代研究的学者们，比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逐渐发现要撰写出那样一部具有交叉性质与特点的书来是非常困难的事，而我们认为，《阁楼上的疯女人》正是具有如此特点的一部著作。

于是，将来数代人所必须面临的任务之一，或许应该是执着努力，不回避方法论方面的复杂性，而是要对这种复杂性进行约束与利用，以便为批评写作提供更多可行的方法。我们将如何使我们的批评文字从那种浮夸、冗长、令人费解而又陈腐过时的理论中解放出来，从空洞乏味的政治上的哗众取宠中解放出来，而使它们有可能不论对于专门的研究者，还是对普通的读者来说，都一样具有可读性呢？然而，还有另外一点需要批评家们进行自我反思的，那就是更加深切地把握过去几十年中，人文科学在专业和知识领域的发展，以及女性运动的变化，并关注我们研究领域分散之后的结果。维多利亚时代的研究者们现在开始研究起好莱坞的电影、制作起BBC 的电视节目来了，这一点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女性主义者可以在所有的方法论类别中被发现，在所有的研究领域中被发现，这一点又意味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