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中世纪，人类追求的纯洁的伟大导师是圣母玛利亚，她是一位母性的女神，完美地顺应了奥特纳定义的作为“仁慈的拯救者”形象的女性职能。然而，到了更加世俗化的19 世纪，女性纯洁的永恒类属不再由天国的圣母玛利亚所代表，而由屋子里的天使取而代之。然而，我们却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线索，经过但丁、弥尔顿和歌德笔下的人物，显示出从圣母玛利亚到屋子里的天使的文学上的继承关系。

和大多数文艺复兴时代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相似，但丁声称，通过对圣母玛利亚身边圣洁的助手贝雅特丽齐（Beatrice）的理解，他得以理解了上帝和圣母玛利亚。与他相似，弥尔顿尽管有着无可否认的厌女情结（对此，我们将在下文中予以讨论），但还是说过曾经从“我那圣洁的亡妻”（my late espoused saint）身上获得过一种形象，她

姗姗而来，全身披着白纱，就和她的心灵一样纯洁。

她的面容被面纱遮住，然而在我的想象之中，

她的甜蜜和善良使她的整个人都焕发出光芒，

她的面容是如此清晰，如此快乐，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及得上她。

换句话说，通过死亡，弥尔顿凡间的妻子既获得了玛利亚那种属于天国的神圣的光芒，又（由于她已经“被洗去了由于分娩而造成的肮脏”）获得了贝雅特丽齐的那种处女般的纯洁。事实上，假如她真的能够复活，恢复血肉之身，那么，她现在或许就是一个屋子里的天使，正在为她那惊奇不已的丈夫解说天国那光辉灿烂的种种神秘事物。

歌德在《浮士德》（Faust）中提到的“永恒女性”（Eternal Feminine）的著名形象使得女性从忏悔的妓女转变而为天使般的处女，她们成为神圣的天父和他凡间的儿子们之间的中介。德语《浮士德》中的“Chorus Mysticus”要用诗体进行翻译转换是特别难的，但是，汉斯·艾希纳（Hans Eichner）简明的英文阐释却很容易让我们看到，歌德笔下女性中介者的行为特点，几乎类似于弥尔顿笔下“圣洁的亡妻”形象：“所有转瞬即逝的东西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在此（也就是说，在发生于你面前的情景之中），难以企及之事（具有象征意味地）被描绘了出来，难以言传之事（具有象征意味地）被表达了出来。永恒女性（也就是说，由女性所象征的永恒的法则）将我们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空间领域。”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深入思考这一永恒女性的真正本质，艾希纳认为，对于歌德来说，“静思的纯洁理想”始终体现出女性的特征，而“重大行为的理想则体现出男性的特征。”因此，再一次地，我们发现，正是由于女性被定义为完全被动的、彻底失去创造力（就是“无足轻重的人”）的生物，她们才有可能受到男性艺术家们的尊敬。因为她们象征意义上的虚空状态使她们显得“纯洁”，因而也就自然代表了无私（Self-less），而这一词汇还隐含着所有的有关道德与心理的微妙含义。

在对歌德心目中的永恒女性进行进一步的仔细考察的过程中，艾希纳举出了一个例子，就是歌德笔下“一系列‘最高贵的女性特征’的代表”的最显著的化身：歌德后来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Wilhelm Meister\'s Travels）中的玛卡莉（Makarie）。他对她的描述有效地概括了屋子里的天使赖以存在的哲学背景：

她……过着一种几乎十分单纯的静思生活……在一个乡下庄园里孤居独处着……她的生活不受外部事件的干扰——从她的生活中无法得到任何故事，因为她的生活中本来就没有故事。但她的存在却并不是没有用处的。相反……她像黑暗世界中的一盏灯那样在闪光，像是一座屹立不动的灯塔，其他人、旅行者们如果自己的生活中出现了故事的话，就会寻找她的指引，设定正确的航道。当那些卷入了某种感情和事件的人们急切地转向她寻求帮助的时候，他们从来不会受到怠慢，相反，却被给予了忠告和抚慰。